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20，为历史最低水平。图为日本大阪一名产妇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日本长期站在全球少子高龄化的最前线，面对的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关乎国家存续的慢性战争。2023年日本总生育率跌至约1.2，且已连续5年下滑，高龄人口占比突破30%，年轻人口持续减少，中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劳动力短缺与社会保险支出同步扩张，逐步挤压国家财政空间与产业竞争力。过去数十年推动的儿童津贴、育儿假与托育补助早已制度化，实际成效却相当有限，少子化不再是单一政策工具可以处理的问题，而是涉及价值观、生活型态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复合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将人工智能纳入少子化政策工具箱，并形成促进婚育与弥补人力缺口并行的双轨路径。政府直接投入公共资源建构AI婚姻媒合系统，试图松动年轻世代高度稳定的单身结构。内阁府自2020年起编列约20亿日圆补助地方政府导入AI配对平台，媒合逻辑不再只停留在年龄、学历与收入等条件，而是透过大数据分析人格特质、兴趣、生活习惯与互动相性，希望提高配对成功率与关系持久度。部分都道府县将婚恋支援纳入地方创生政策，把AI视为公共部门参与社会关系重建的工具。2024年起，东京等地推出具官方色彩的交友与约会App，结合AI算法与线上社群活动，降低年轻人踏出社交第一步的心理成本，也试图重新建构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想像。
另一条路径则更直接指向劳动市场，把AI与机器人视为支撑经济运作的基础设施。物流、制造与零售产业大量导入自动化仓储、机器人分拣与智慧排程系统，仓储中心逐渐转型为高度自动化场域。政策论述不再单纯聚焦劳工不足，而是强调透过AI与自动化，让产出成长速度超过人口萎缩速度，使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规模脱钩。这样的逻辑也延伸至长照体系，陪伴型机器人、疗愈型机器人与跌倒感测、生理监控系统逐步成为照护现场的一部分，减轻家属与照护人力的负担。在“Society5.0”愿景下，AI被定位为公共服务升级的核心工具，应用范围涵盖灾害预警、远距工作、地方行政流程与公共资源配置，希望透过数位化释放更多人力投入育儿与照护。
从政策设计来看，日本的AI少子化策略呈现高度实验性与务实性并存的特征。AI婚恋媒合，承认不结婚、不生育已成为结构性现象，背后不只是薪资与房价问题，也涉及社交孤立与人际关系焦虑。政府选择介入过去被视为私领域的交友市场，把认识对象提升为国家层级的少子化对策，反映出危机认知的转变。对于短期内难以逆转的人口结构，日本则选择先以自动化稳住经济底盘，再透过教育与劳动政策调整，将AI人才培育与生成式AI基础设施投资视为产业延命与转型的关键。
这样的路径并不保证成功，且伴随明显的社会张力。日本婚姻与性别角色观念仍相对保守，终身未婚率居高不下，年轻世代对结婚与生育的态度交织着经济压力、性别不平等与对个人自由的重视。AI配对可以协助更多人跨出认识对象的一步，却无法替代人们对亲密关系与婚姻制度的不信任。当职场依然存在对育儿女性的不利期待，当育婴假仍被部分企业视为负担，生育选择本身仍然带有制度性的惩罚风险，在这样的结构下，过度期待AI的效果，容易高估科技能够承担的角色。
在劳动层面，自动化与AI虽能支撑经济运作，却同时带来职务重组与就业不安全感。部分中高龄劳工面临的不只是工作负担减轻，而是技能被淘汰的焦虑，这需要长期且高成本的再培训与转职支持。如果政策过度强调用科技解决人口问题，却忽略劳工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安与抵抗，社会对少子化与自动化的双重焦虑反而可能加深，进一步削弱对未来的信心。
对台湾而言，日本的经验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记警钟。台湾同样面临生育率长期偏低与高龄化加速的压力，也逐步讨论AI在智慧长照、智慧城市与产业升级中的角色。日本的实践提醒我们，少子化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而是与社交结构、性别权力关系与地方凋零紧密相连。AI媒合平台或许能降低单身与孤立的门槛，智慧化劳动系统也能在劳力吃紧时维持产能，但若不处理工时过长、薪资停滞与居住不正义，再精密的算法也只是在既有结构上覆盖一层科技外衣。
日本经验另一个值得台湾注意的重点，在于避免科技治理加剧城乡与世代落差。AI平台与数位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地方青年持续外流，地方少子化与高龄化进一步恶化。若婚恋媒合与智慧长照主要在都会区运作顺畅，地方家庭对支持系统的相对剥夺感只会更强，生养决策也更加保守。台湾若要引进类似政策，必须在设计初期就把地方与偏乡的数位落差与社会支持纳入考量，而非事后再以补贴修补。
整体而言，日本将AI纳入少子化对策，并非出于浪漫的科技想像，而是在一个难以回到过去的人口结构中，尝试寻找新的社会运作方式。关键不在于AI本身，而在于是否把科技视为重塑社会契约与生活型态的辅助工具，而非逃避制度改革的替代方案。台湾若要从日本的实验中汲取经验，就必须同时启动三个层次的讨论，如何用AI减轻育儿与照护的日常负担，如何透过制度改革修正对家庭与性别的不公平期待，以及如何让地方在数位转型过程中不被遗弃。唯有这三条路径同步推进，少子化与高龄化才可能从压垮社会的结构性压力，转化为重新设计台湾生活样貌的契机。
（作者是台中科技大学会计资讯系兼任教师，中台湾教授协会理事长，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