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娘”不止有话语特色，也有极丰富的政治学内涵，但它更精粹地勾勒了毛泽东与两个元帅的互动；跟他打天下的彭总、林总。我们也蛮可以把一部中共党史，简化为毛泽东、彭德怀、林彪三人之间的“操娘”史。毛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打老蒋和搞文革；其实不如说办了这两件事：前斗彭、后斗林。
如前所述，“庐山会议”作为一个逻辑起点，不只在于刘少奇、周恩来屈服于毛之淫威，合伙将彭德怀架上祭坛做牺牲，为日后文革中刘的覆灭埋下伏笔；更在于，毛唯有在彭、林中二择其一，废掉彭总，只剩一个林总可选，待闹了一场“毛万寿”“林健康”的全面内战，到“副统帅”折戟沉沙之际，毛泽东离末日也只剩下六年了。所以尽管“六亿尧舜”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但身边一个跟他“操娘”，一个“叛逃”，也就颠覆了他的王朝。两位元帅，皆骁勇善战，曾替他打老蒋、打美帝，但末了他们一前一后，在自己毁灭时，顺手也解构了毛的神话。
3、血淋淋的工业化
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且多次大讲“死人”：
‘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五七年在苏联说）；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
五八年底那次，毛讲得最为露骨：
‘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4、建筑在数千万农民尸骨上的现代化
那段恐怖历史的真相，至今大部分还躺在中国未解密的档案里。荷兰历史学者冯客（Frank Dikoetter）2011年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用一些特殊角度研究那场浩劫，如“弱势群体”、“疾病”、“集中营”等，其中也包括了“暴力”。他特别指出，“暴力成了经常的统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为之、小惩大诫，而是全面性地、习以为常地向大部分村民实施的手段——用来对付怠工者、干扰者和反抗者…。”他说大量证据显示，大饥荒期间死去的人，至少有6%到8%是被干部或民兵直接杀死，或者重伤后感染而死；从死亡4500万人这个数字去推算，其中至少二百五十万人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他也注意到，党的基层干部是暴力的实施者，“总体说来，全国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干部经常拳打或者棒打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百姓。”他列举的种种折磨酷刑，令人不忍卒读。
在传统中国社会，除非王朝末日、盗贼蜂起，不会出现恶人“鱼肉乡里”如此普遍、非人的境况；“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可能，正是黄仁宇所诠释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其最大特征是党组织深入到县以下，铸成一个“全能主义”社会，基层干部便是“土皇帝”，平日里说一不二，运动一来更成豺狼。这套殴斗折磨、构陷炼狱的运动模式，其源头正是毛泽东早年提倡力行的湖南农民暴动中的“痞子运动”，与苏区残酷的肃反运动相结合，在六○年代的文革中达到高潮。
很反讽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代表城乡商绅阶层的国民党，终于不敌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实则代表农民阶层的共产党；而后者夺得政权，转脸便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那个曾经为它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的农民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五○年代“工业化”的费用。一个建筑在数千万农民尸骨之上的现代化。
5、解民倒悬大将军
A型人物彭德怀——胸中义愤填膺，口没遮拦，东欧之行受到“英雄”礼遇后则更甚。放炮是对毛劝告提醒，凭直感，无理论，亦无部署无结盟；但毛反击后，他抗争很弱，兼具不害人的良知，与军事统帅的强悍个性不相称，甘愿毁灭，愚忠的农民本色，个人迷信的牺牲品。——〈庐山人物粗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