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工业化”的强烈反对者，竟然是他的国防部长。若再往下看，毛在文革击败所有其他对手，最后剩下的一个对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统帅。前后二人，恰是他在长征中的嫡系：三军团长（彭德怀）和一军团长（林彪）。这个迷思不难解释，即中共始终都是一个武装军事集团，其内部发言权倚重身负战功的武将，而文官——尤其是白区地下党系统——仅能敬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将军，正踌躇滿志，或许是他敢于挑战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开一点距离，放大视野来看，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跟“美帝”打个平手；此后在五○年代里，他还指挥过另两场并不光彩的战争：五八年八月“炮击金门”，三波炮击共发弹三万，后人研究，将此役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并列为“毛泽东狂热表现”，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开始的“西藏平叛”，在国际社会被指“占领西藏”。彭德怀在庐山信中，甚至出现这么一句：“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并非仅仅是得意，而是显示彭在政治上很强势。
彭德怀有多少本钱敢跟毛斗？亦无资料可鉴。我们当时分析，以他上庐山前曾有“东欧八国之行”，长达两个月，被赫鲁晓夫捧为“伟大的统帅”，故而松懈“功高震主”的忌讳，对比之林彪的韬光养晦，仅以鲁莽论他。但张戎的毛传却认为，彭不仅在东欧寻找“知音”，甚至“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果若此，毛扣“军事俱乐部”大帽子就不是罗致罪名，但那个可能性多高？当年真相，可惜几近淹没。
“庐山”这个起点，或者也可视为佛教上说的“业”（karma），操控了后来的历史。今人亦多论及，“庐山会议”孕育了“文革”。三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高层因“大跃进”失败、大饥荒和毛的责任问题而生分歧，毛泽东却不动声色下决心，要夺回领导权。他不惜摒弃“常规化”，发动“暴民运动”式的内战，摧毁他自己缔造的制度，将国家推向崩溃。
到此，从逻辑的起点，只走了一半。邓小平对“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弥补毛泽东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启动八○年代“改革”。然而仅仅十年，党内再次分裂，迸发社会震荡和学潮，邓小平竟调动野战军进首都，以坦克、机枪镇压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学生。他的这个决策，事先经所谓“八老”的批准——他们都有“文革后遗症”，曾被毛泽东剥夺权力的恐惧酿成杀心。这是一条从“庐山会议”，经过“文革”而一再发作的因果链，亦即“孽业”。
邓小平很清楚镇压的后果，即这个党再也没有“合法性”。连毛泽东都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他未能补救于毛，竟干得比毛还“无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条补救之道：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忘掉“六四”。于是那条因果链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共产党要搭上子孙万代的生存资源，来搞“掠夺型”经济发展。结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断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气污染、雾霾笼罩、全国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失控……，连毛派都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庐山“操娘”→天下大饥→全面内战→洞开国门→京师屠杀→世界大工厂。
好一部当代中国简史。
5、“蛋炒饭”
军事科学院军史科学研究员王天成在《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描述，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执意吃蛋炒饭，炊烟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扔下炸弹将其炸死。毛岸英的意外之死避免了中国成为毛氏世袭王朝的可能性，加之这个日子非常接近美国的“感恩节”，由此作为“中国感恩节”的“蛋炒饭节”（Rice With Egg Day）在调侃戏谑的氛围中诞生。与感恩节吃火鸡的美国人相似，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管多忙，都要吃上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并对那名拯救中国的南非（联军）飞行员致以最真诚的感谢。有网友说：“中国人就应该吃蛋炒饭过感恩节，感恩飞行员不好表达，只好感恩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