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好莱坞幻影中的智能世界，一开始就是集权形态。
而中国在一场大屠杀之后，尚未经济起飞，政治上科技上都很土，数码时代在西方也刚刚开始，中国还没啥可偷呢。
但那时西方很幼稚，既不知道中国会偷，也不知道大数据也要看哪种制度来使用它，“数位化列宁主义”、“云极权”这些概念，那时候无论什么天才神童都想不出来。
由于数码的介入，个人（individual）与国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单单是权力的概念（"专制""集权"），民主制度也不能担保了，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着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
这种大公司在中国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腾讯，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它们帮助中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统治模式，物联网、大数据分析、ＡＩ，更可能实现一种新的超级控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加，而是通过资讯技术，深入民众习惯和偏好之中，即时掌握行为和轨迹，中国网友戏称“云极权”，比较露骨的叫法是“数位化列宁主义”。
五、从毛泽东“升级”
毛泽东式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在改革时代有所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相对削弱了中共对资源与社会力量的垄断控制；愈来愈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与数亿的流动民工，因此近年来诸多规模群体事件都呈现出无组织和突发的特点，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加上新社会阶层和农民工高达数亿之多，且处在不停的流动当中，体制似乎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资讯技术的进步，让这一任务再此成为可能。
中国起步于监控出租车，而“出租车监控”水平，即一个“监控社会”的基础标准。天安门被镇压后，王丹仓皇逃出北京，往芜湖投亲戚遭拒，无措手间竟返回北京，口袋里只有一张名片，是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记者徐璐，结果徐璐要了辆出租来接他，警察也同时赶到。徐璐被驱逐出境时还在后悔，怎么没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监控电话。低估中共的集权控制技术，是神州之外的一种“国际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国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加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管理机制，也就是所谓"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针对七类"治安高危人员"实施监控：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若以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为据，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一百多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刑满释放人员两百至三百万、重点上访人员上百万，那么这个"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的黑名单，至少有上千万人。
怎么"动态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区流动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个流动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员，即在五个家庭之中，招募一个家庭来监视其他四个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异常，十分钟之内有五个人赶去处理，一小时之内辖区的公安、卫生人员就可控制局面。"毛泽东时代也搞"黑五类"、"阶级敌人"的监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脚侦缉队"（也称"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岂止是"鸟枪换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杀）是由于"科技"的加入，才成为可能——眼下中国这套东西的公开话语，就叫"科技强警"，乃是中国"崛起"的两个十年间，以零八年奥运、零九年国庆为战略目标（民族主义）而打造的"维稳系统"，所以到零九年"维稳费"已达五千亿之巨，超过军费，因为"科技"是很昂贵的。
六、“云极权”
从这个基础，中国又上升到"云极权"，手段基本是两个：
第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资。2013年4月，中国在先前那个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缴纳、银行、房产、社保缴费、工商登记、交通违章乃至网上购物、网路言论等关键资讯，都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之下，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民航、高铁、小米、苹果，更无论银行、税务，所有资讯都可被收集，为体制所用，任何个体都变得赤裸裸，只要进入到"社会信用"系统，就在虚拟的户籍员警监视下，个体从意识型态到消费偏好的各种倾向，从日常活动范围到人际交往网路等实体资讯，都被持续的追踪和分析，一但进入黑名单，就不能再购买机票、高铁票，也不能买房子、申请银行贷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监控摄影机，即"天网工程"，加上人脸识别技术。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天网工程（公安110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之后，又启动"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