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曾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内部动态有效工具，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非常重要。当时中国观察家多半是学者或学者型资深报人。他们的研究范式是：结合从各方收集得的小道消息，例如在香港长期蹲点访问从罗湖出境的单程证客，再对比其他渠道所得，例如收听中国各地方电台、分析当时党政机关出版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的大字标题和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等等，然后结合中国政治文化，提炼出若干理论。按此套路，观察家亦曾有辉煌战果，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是以《明月》系出版物（特指六七十年代《明报》社论、《明报月刊》）为代表总结出的“温和派”、“激进派”之间的论述、最终以“温和派”在毛死后全面胜出而获印证，充分显示此范式在当时中国资讯极度匮乏的大环境里的推断力。
时移世易小道失灵
在毛时代，这个以小道消息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不包含实地调查（field work），也不过分标榜当红或过气人物及其近身关系者提供的资讯。那个时代的研究者要到中国实地调查，根本没可能，有的只是统战部安排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团”；至于大人物的近身关系者或为亲者讳、进而夸大其贡献以至无中生有，或刚刚相反、公报私仇。此皆不可取，幸而未多纳入当时的研究里；这比起今天坊间各种经常号称包含惊人内幕消息的论述，反而可靠得多。
然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一由共产党催生的经济寡头垄断阶级，受党控制、与党密不可分却又与其过去的政治单头垄断不尽相同。这个新的、横跨政经二界的金权复合体成为新的权斗暴风眼，个中转变可分两方面讲：
a.权斗缓和、更隐蔽龌龊
毛时代的党内高层权斗都以意识形态作主轴，强力牵动整个社会，但其实只是由十几个顶多几十个红色家族主导一切，其他次要家族和庶民都是配角、闲角。后邓时代以降的权斗，金钱愈发深广掺进涉事者动机，既成为他们所追求目的之一，也是他们能运用的一个权斗手段。毛时代权力与物质诱因之间当然也有关系—用粮票的那些年头在柜台负责割猪肉配给的同志都能讨得靓老婆；但今天要正确分析政治权斗，不能再用老套，而必须先理解金钱如何已然改变高层权斗性质。
1978年之后，中国的（即那几十个红色家族里的）政治矛盾和对立，透过新崛起的企业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和金钱方面的讨价还价，得以缓和。那些私营大企业大财团，为要笼络政治背景立场不同的各个红色家族派系（例如陈云家族是反对邓家族搞“改革开放”的），必须同时讨好各派才可顺利经营，于是纷纷向各派的关键家族成员赠送“干股”，使成为大股东而进入企业决策层；于是，本来那几十个带头闹政治矛盾的家族及由其组成的派系逐渐和解，为了共同企业利益即家族私利而合作、共生。“敌我矛盾”于是透过企业拥有权逐渐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曾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化解的矛盾”，此对理解红色家族圈子里发生的变化而言，堪称洞见。
除了企业利润动机能缓和政治矛盾之外，红色家族圈这个极其封闭的小圈子内部次世代、三世代成员之间的婚姻也有同样功效。当然，婚姻也有破裂收场者，但只要育成下一代，则一些红先代的政治对立还是会透过 DNA层次的耦合而得以缓解。
然而，这些大人物、大家族的经济活动都是见不得光的，必须密实进行，以免自己声名狼藉、党国蒙羞。一个企业多少本账簿，干股派给谁家，哪些家族之间因股份关系联婚了或决裂了，在在都影响国家政治和政策，大量金权运作的真相更隐蔽又龌龊，但都没必要让公众知道，这就是江泽民说的“闷声发大财”。
一些金权运作甚至可能还成为了新的社会秩序之下的派系斗争导火线，而在斗争的同时，策略性发放真假资讯也成为了斗争的手段。十多年前，一些西方和香港媒体大量发掘和披露了习派和团派家族的海外资产，当时适值习近平开始大规模反腐清洗，而江泽民的上海帮受压，极可能因此积极抛出对家的黑材料。谁知道今天最高层里进行的反腐斗争是否某些钱财利益冲突的溢出效应？谁知道从这些隐蔽了的矛盾冲突中流出的小道消息包含多少造假？
b.小道消息质降量升
但是，尽管源自中国黑箱的资讯质素不断下降，其量却以乘法增长。
以前搞路线斗争，参与的是少数红色家族主要当官成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输了就举家被诛连。今之派系斗争因涉金钱，牵涉人数却大幅增加，家族中不只所有核心成员都可投入，其他所有分沾利益的亲朋戚友阿猫阿狗亦然。在这种格局底下，各红色家族有意无意甚或精心蓄意泄露出来的真假讯息大增，透过各种小道汹涌而来，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汎滥。这是供给量的大变。
需求侧方面，也一样经历了结构改造。从前关于中共高层内斗的消息，受众是小众，主要是海外华人圈中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外国严肃媒体、智库和外交圈子里专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几十年后的今天，海外华人圈子膨胀，知识水平提高，更由于中国一举一动在在影响他们的中港亲友，于是普通人也关注中国政局；阅读或收看中国新闻和有关评论成为他们的生活、消费甚至消遣习惯的一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生意做大了，西方商界和千百万投资者都关注中国，都想知道中国发生的大事。这是需求量的大变。
如此，中国政治讯息的供需都增加，流传的讯息縂量自然更倍增，经常目不暇给。
两个原因范式失灵
处于供需之间中介位置的网上观察员因而也越来越多，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 cottage industry，具备自己的生态，展现多元观点、风格和表达手法。这个发展依足经济规律：市场深广化会增加同类产品的色样异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更能满足不同倾向消费者的偏好。但这无疑也导致了一些供方为增加自己的受众而在出产过程中采取各种包装、调味、加料甚或其他更出位的怪异推销术，饱含资讯经济学里认定的道德险情（ moral hazard）。因此，不是所有的这些手法都能增加受众对中国权力政治的真切了解，反而往往是误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