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权体制表现出来的权力斗争方式和特性，与之前的大异其趣，以致当年那实而不华的权斗研究范式，其功效已然消退有如强弩之末！它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过往赖以支撑论述的讯息机制已经败坏，从前阶段的“资讯不足问小道”直演化到“小道失灵问鬼神”的地步；一是上面提过的：体制已然高度“含金”而此范式依然完全“缺金”。新的范式应该在这两方面修正。
（二）
“列宁”v.“沙皇”
今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John E. Roemer于1985年一月号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发表了一篇题为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的论文，有助我们思考中共权斗。文章研究政治革命，分析工具是数学博弈论。革命精简成一场二人博弈：其一名为“列宁”，另一就叫“沙皇”；两人都试图争取民众进入自己的支持者联盟。博弈中的“收益”指的是革命发生的或然率；“列宁”想把这个或然率尽量提高，而“沙皇”则设法把它压到最低。假定一社会资源总量，“列宁”的主要手段是按之提出一革命后的收入分配函数；“沙皇”的应对策略，则是制定一惩罚餐牌，明确告诉民众，如果他们站到“列宁”一边、但革命最终失败的话，将须付出怎样的各种代价。民众比较风险加权的成本和利益，之后决定站哪一边。
对我们而言，这个模型之有趣处有二，一是其分析框架蓄意略去所有意识形态考量，民主自由与保守秩序如何取舍等问题都不问，恰好与后毛时代中国社会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现实契合；另一在于斗争双方的策略都“含金”，一方讲革命成功了给你多少薪金，另一方讲革命失败了课你多少罚金。论文题目中的 rationalizing一字包含了这两重意思。然而，模型中的“列宁”只是提出一个口头承诺，如此靠一 pie-in-the-sky，放在今天中国没有动员能力。在今天中国政治现实里，党内反对派头头要人胆敢跟他冒高风险挑战党领袖，必须真金白银先付首期。
这好比香港黑社会找打手绑架杀人不仅要付足工本费，还须因应可能出的状况，例如打手被捕要坐牢、作案过程中出意外被杀等，事先支付一笔“安家费”。这其实不是一个比方，因为中共无论从渊源、道德和行为等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黑帮，而党内权斗，就是某个头目挑战帮主、想取而代之。但总之一句话，今天谁要经营一个党内反对派，必须有足够本钱。这比起毛时代，一本《毛语录》便足以动员全国党政军斗足十年，是两个不同的宇宙。按此，我们应该问，这样的一笔本钱规模有多大？谁有本事调度得这个规模的资源？
权斗的资源要件
五十年来，中国大概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足够能力建立一个放在今天足以倒习的反对派，那就是江泽民。江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十三年（1989-2002），期间广泛安插亲信；名义上退任后，他事实上还可以左右整个胡温十年里的大局、继续发他的财。他主导了中国的“镀金时代”（1992-2008，邓小平南巡至北京奥运年）；在那个朋比资本主义盛世里，他的家族及盟友催生无数得国家荫庇而获厚利的企业。然而，江的影响力随着年事渐高而逐步减弱，作古后更无来者。
那么，张又侠又如何？张或者确曾在军中搞贪腐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但若说要能调度资源建立一足以挑战习近平的反对派，那他的斤两无疑还差太远。有人会说，军队讲资历，张打过中越战争，是当今硕果仅存的少数“实战派”，有足够威望挑战习近平。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只要翻查一下资料，即知是严重作大。1979年中越边境战爆发，激烈战况在第一个月内即达峰回落，随后拖出一条长达十二年、只含零星冲突与口水战的尾巴。张在战争里，初期是连长，指挥约一百名士兵；到1986年战事趋近尾声时，他才升任团长，统率约一千人，相当于纽约市一所规模较小的高中人数。和他一同被习清洗的刘振立，军事资历比张更浅；刘于1983年参战当侦察兵，整个战争完结之后才升任排长，指挥区区四五十人。资历如此单薄，何言服众？
事实上，只要用“资源”这一要件作检验标准，今天及可见将来几乎任何中共最高层权斗故事都可以直接排除。
上述 Roemer的论文没有提供理论模型的量化方法，容我狗尾续貂替当今在中国对着党中央领导核心搞权斗所需资源作一极粗略估算。以今天通用的 AI模型为工具，这不困难。
首先衡量反习主谋人须建立的倒习行动指向和组织规模，下列是三个选项。
暗杀或宫廷、武装政变：进行这类活动所需建立的行动组织规模最小，中国历史上成功及失败的先例最多，风险最高，而且近年大量研究显示，习近平过去十多年来已积极替自己维稳，重构权力管控和监视机制，在党政军各个层面嵌入应有尽有的防政变软硬件设计。例如，整个京城的维稳功夫早就做足；仅仅是从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到长安街那几百米空间的保卫力量，也由几种品位不同、党中央办公室控制、互不隶属、彼此也防范对方的卫戍部队组成。日前，美国拜登总统时期的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接受访问，回忆2024年访问北京和张又侠会面，说留意到在会议室里的服务员，个个都是昂藏七尺、运动员身材的女保镖。今天用“荆轲—汪精卫式”手法搞政变倒习的话，成功概率接近零。（研究独裁者如何防止政变始于1999年 RAND研究员 James T. Quinlivan的一篇题为 Coup-Proofing– Its Practice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的论文，jstor.org线上免费注册阅读。现代保镖行业已能够利用各种数学模型优化防内奸的诱因设计、卫队行动阵式，等等。）
全民起义：反对派要营造这个局面最困难。89.64之后，除非到了举国民穷财尽，否则这个很难发生，发生的话，党内反习派很可能也会没顶，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主动营造，我们也不必在这个根本不可能的选项上花心思。
收买足够的全国政治精英在体制内倒习：三者之中，这个倒习方式和规模算是最可行，江泽民在他的势力全盛时期有可能做得到，却完全是一个狗咬狗骨之举，无任何进步意义。下面给一个按这个方向倒习所需资源的数量级估算。
参数及行为设定
由于我们只是想知道所需资源的一个粗略估计，具体如何凑集、分发、收买等的仔细情节在本文里并不重要，选一套大家比较有感的就可以：
收买对象是全国县级或以上的各个人大及党大里四分之一的代表。背后的假设是，这些机构的代表等量拥习反习，平均中立，主谋者收买中间偏习派，令最后反习成为一时的压倒性多数；
各级人大和党大成员的平均年龄、就业环节、收入等各有不同，按其所属单位及级别计算平均所需“安家费”，其金额选取为相当于事故伤亡全保险额即余生收入縂现值之单位级别平均（经济学以此量度个人的生命现值，普遍应用于牵涉死亡的法律审判赔偿场合。严格而言，应以这个额度的保险费即保险额乘以事败或然率–而不是保险额本身–作为安家费就可能足够，但考虑到参与者家人也可能受株连，所以选取这较高值。注意：“安家费”其实只是一个方便说法；物质诱因工具很多，不一定是现金，等值就可以）；
资源由反对派主谋者向市场环节里的头 N个最大型私企摊派征收，额度是2024年该企业的净利润的10%。
把这些简单参数输入任何一个坊间流行的人工智能 app，即可轻易找出所需数据及算出 N的最低值。我选择用baidu.com，认为它最熟识中国数据和资料；结果，不需五分钟的运算，它就给了我答案：N=48（总金额是0.45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反习主谋者能够私下向全中国最大的48个私企，包括如腾讯、阿里巴巴等，要求交出2024财政年度净利润的一成，便可有或足以买起关键数目政治精英、完成倒习工程所需的金钱资源。这不是倒习的充分条件，而是一个门槛，任何人没有这种级别的资源调度能力，想今天一下子打倒一个有中共体制资源支撑的独裁者，几乎没有可能。
新范式：“小道不问”、“当问资源”
我提议的研究范式有如下特征：不涉意识形态；不偏帮任何挑战者或现任领导人；不问小道消息，更不会考虑鬼神力量等超自然想象；要研究任何挑战者必须具备的财金资源的一个合理最低值 X；要对体制内挑战者作关键的资源一问，并研究这个挑战者能调度的财金实力 M；若 M> X，则可进一步研究这个挑战者的其他质素如往绩、口碑、人脉关系、号召力、所提出的治国理念、外国政府怎么看他，等等，适当加分或减分。（这里说“不问”，不必绝对，如果一些小道可以验证，特别是和资源有关的，可作参考。）
范式是用来指导及规范研究的；范式转移即彻底改变研究的内涵。上述党内权斗新范式可概括为一块铜币两个面，即“小道不问”和“当问资源”。小道已然浑沌不可持，量度挑战者的财金实力反而更实在。当然，财金面向的研究也不会容易，但收集财经资料是在今天中国里政治风险比较低、结果还算可靠的行业，现成的人才也相当多，更可以用 AI协助。
这个范式也有其局限，那就是必须假定中国的社会基本盘还是稳定有序的。当一个现任最高领导人遇到不可抗力，例如生命垂危导致权力真空，或者因为管治无道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大量民众不只跌下贫穷线，更跌下饥饿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便可能有那么一个道旁儿看准时机顺手将他一把拉下马，那样就没有什么门槛不门槛。观中外历史与现实，目下中国国势尽管已进入结构性下行螺旋，却还未真正乱，与十九世纪中国的那种局面比，还有相当距离。
一两年来，围绕张又侠的各种政变说法引起我的兴趣，而坊间有关的分析存在明显缺陷，遂有此文。至于一月二十四日张、刘二最高级官员落马会有什么影响，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那必须是另一篇文章了，下面试开一个头，鼓励有兴趣的朋友尝试。
中央军委如今仅剩习和委任不久的张升民，习将如何重建之使成为一有效运作的机关，当中包含一个理论难题。经过两年来的几轮大清洗，剩下的中共官员中最精明者有理由不想被习提拔到官场最高位；反而是低好几级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攫取非法或灰色利益，也更安全。在个人层面上这想法完全理性，但对党国而言，却体现了一种十分不利的畸形诱因。反腐不成而有此困顿，恐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