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镇压和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镇压和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查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查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分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