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教授：“目前我们将进入一场冷战。坏消息是，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最危险的时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处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这个特定阶段。但如果我们能够挺过这动荡的二十年代，我认为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或许在大约十年后，局势会走向一个更好的状态。”
【编者按】美国教授Michael Beckley长期从事亚洲问题研究，常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并出席各类全球化组织的论坛与活动。他显然并非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怀有强烈敌意的学者，相反，其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中国体制与崛起路径的善意理解，也带有学术界常见的倾向——试图在历史比较中，将美国与封建威权国家的发展扯平。
在这场演讲中，他通过系统的事实与数据，清晰呈现了过去数十年资本与中国“共舞”的整体脉络，同时也显露出当下正在重新评估这一关系的趋势。正是这种克制了意识形态指责、偏实证的学者，其声音更能反映出一个重要变化：尽管美国主流政策与学术圈内部仍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但一个明显的立场与判断转向，已经开始。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
我们经常被告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亚洲世纪”，这个世纪将围绕着一个不断崛起、永远上升的中国展开。但我认为，当未来的历史书写到2020年代时，它们会说：正是在这个十年里，中国史诗般的崛起终于走到了尽头。而这改变了一切。
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彻底从冷战后那种全球化、相对乐观的国际秩序，转向了一个在相互竞争的阵营之间展开、更加激烈的安全竞争时代。
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主流观点。因此，我将通过三个关键论点来展开说明。
第一个论点是：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在放缓，它不仅仅是在结束，它实际上已经开始逆转了。
第二个论点是：所谓的“中国宿醉”已经到来。我的意思是，许多国家把自己的经济“马车”绑在了中国身上，通过向中国市场销售而变得富裕，对中国贷款产生了依赖。但如今，中国经济的放缓——这个曾经托举起全球众多经济体的力量——将开始把更多国家拖下水。已经有国家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中国，这使得中国在经济放缓的同时，正面临一个更加困难的地缘政治处境。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是：我不认为中国会很好地应对这些压力。中国正处于一种典型的“见顶大国”状态，也就是说，它曾经在上升，但现在却面临增长放缓和更强烈的地缘政治反弹。从历史上看，这类正在见顶的大国往往不会变得温和、也不会主动收缩野心。相反，它们通常会在国内加大对异议的打压，并在海外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扩张行为。我认为，遗憾的是，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一步步走上这条并不光彩的历史老路。
稍后我会进一步展开这个“精彩又令人担忧”的故事。但首先，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崛起正在逆转”这一点——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逆转。
这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对比图。你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正在相对于美国缩小。这使用的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而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往往夸大了中国GDP的规模和增长速度。
图中不同的线条代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估算方式。红线是中国政府声称的增长率，而其他线条则基于一些可以客观测量的数据，比如从太空中观测夜间用电量等。如果使用这些替代性估算方法，那么中国经济的规模实际上至少比我刚才展示的图表小20%。
当你进一步观察其他指标时，会看到类似的情况。
这是生产率，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真正所需要的东西。要发展经济，你可以增加劳动力、增加支出，或者理想情况下，提高生产率——也就是用更低的成本创造更多产出。你可以看到，除了2021年因“清零政策”结束后短暂复苏之外，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是负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效率正在逐年下降。
同样的趋势也反映在所谓的“资本产出比”上，也就是为了获得每一个单位的GDP增长，需要投入多少资本或资金。近年来，这一指标急剧上升，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花越来越多的钱，却产出越来越少，其自然结果就是债务的爆炸性增长。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从一个类似印度的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攀升到甚至超过美国这些“富裕国家”的水平，而且看不到尽头。
如果你们中有人最近去过中国——我想你们中不少人确实去过——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回来后说，中国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以前并不存在的明显倦怠感。这一点在民意调查中也得到了体现。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表示，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年比一年变差。你能在所谓的“躺平一代”中看到这一点，许多年轻人找不到与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你也能在资本外逃中看到这一点，富裕阶层正试图尽快把孩子和资金转移出国。大量指标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严重问题。
我认为，很多人早就指出，中国经济的这次放缓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许多人曾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就是会一直崛起，任何认为它会放缓的人都是不懂行的。但事后看来，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崛起才是那个例外事件，是国际体系中通常不会发生的“怪事”。
中国的崛起是由一些短暂存在的有利条件所推动的，而这些“顺风”如今已经变成了“逆风”，开始把中国往下拖。我想带大家简单回顾其中的一些因素。
第一个由顺风转为逆风的因素，是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过去4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拥有其现代历史上最安全的地缘政治位置。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非常险恶。它被19个国家包围，其中大多数要么强大、要么不稳定，或者两者兼具。如果你玩过地缘政治桌游《风险》，你就会知道，要守住中国这样一块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中国每天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
在其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国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的这100年间，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列强撕裂，并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两次内战之一。即便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之后，中国也几乎立刻因为朝鲜战争，与美国直接交战，从而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十年后，中国与苏联的联盟破裂。到了1960年代，中国同时成为冷战两大超级大国的头号敌人，结果毫不意外地陷入孤立和贫困。直到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中国才开始从这种地缘政治的夹击中获得喘息空间，因为它终于站在了一方超级大国的一侧。美国还多次警告苏联：不要攻击中国，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美国同时加快了中国进入西方市场的进程，而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也恰到好处。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刻，正好与我们后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时期重合。在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30年间，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了六倍以上。中国既推动了这股浪潮，也乘着它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世界工厂、制造业巨头和崛起中的经济体。
中国崛起所需要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相对有效的政府治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们开始根据经济表现奖励基层官员，而不只是看对共产党的盲目忠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对国家计划体系的破坏，使得许多官僚无法再对农民的生产活动进行全面控制，反而让中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僵硬的计划体制，开始形成准私有市场和产业，展开交易，从而带来了经济活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最终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并逐步扩大了准私营市场的范围。
因此，中国在正确的时间，拥有了能够抓住新机遇的正确政策。
第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劲的人口红利。在过去35年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每一位退休老人背后有10到15名劳动人口支持，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这是中国极其特殊的人口历史所带来的结果。
20世纪50至60年代，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多年战争和动荡摧毁的国家，他希望将中国建设成超级大国，于是政府鼓励家庭多生孩子，人口在30年内暴涨了80%。但随后共产党开始担忧人口过密，在1970年代末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于是，在过去35年里，中国拥有一代正值劳动黄金期的人口：他们要赡养的父母较少（很多在内战和饥荒中去世），要抚养的孩子也很少（因为政策限制）。这一人口结构为经济生产力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人口学家认为，仅这一人口红利，就至少解释了中国过去35年快速增长的25%。
最后一个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直到相当近的时期之前，中国在水、粮食、能源资源等最基本的方面几乎是自给自足的。这使得经济增长成本非常低，因为原材料很便宜。你只需要建一个工厂，把原材料投入进去，就可以非常快速地实现增长。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我认为的大约2010年代初，中国在不同程度上一直拥有这四个有利因素。但现在，这些资产正在逐渐转变为负担，开始拖累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应期待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出现重大反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