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刘燕子（左）与唯色在北京。唯色在刘燕子书中被称为国内流亡者。图片来源：刘燕子
2.中国流亡者的生命史，及其世界性的意义
本书包括序章与终章，共为九章。前半部分由序章至第三章构成，集中展开理论性分析框架的建构与论证；后半部分对中国流亡者进行“列传”式书写，可视为一种“生命史（life history）”的叙述形式。
序章阐明了本书的问题意识所在，以及探讨“流亡”议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在威权主义体制之下，对现存体制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无法被容纳，其可选择的道路仅剩“海外流亡”或“国内流亡”（包括隐喻性的流亡）两种。然而，作者指出，正是这些流亡者，成为中国文化与思想精髓的保存者，并滋养其根脉。回顾中国历史，作为流亡者的文人之所以能留下照亮后世中国人的作品，正因他们为捍卫人的尊严而不懈奋斗。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的流亡者，亦可被视为中国文明所孕育之历代知识分子不屈精神的继承者。
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对流亡知识分子的存在给予积极评价，亦致力于阐明其存在的历史与思想意义。书中除运用文字史料之外，大量采用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通过多重证言彼此交织、共鸣与沉淀（多声性，polyphony），一种属于时代的“集体记忆”得以被建构出来。
第一章聚焦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业余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追求的“真实而磊落的生活”，以及作为异议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三位思想家皆曾在极权之下被迫进行内部或外部流亡，却仍持续展开深刻的思想探索。作者通过他们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比较，指出其中的共通性，进而探讨“流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亦即，新的视角往往正是从“边缘性”中滋生并孕育出来的。
第二章中，作者尝试对流亡知识分子的类型进行理论化。流亡者通过对故乡与现居地之现实加以比较，使自身的视角呈现多层化，并得以重新审视与相对化既有的位置关系，甚至加以反转。然而，因追求“真实而磊落的生活”而被中国排除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即便在享有言论自由的流亡之地，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多重困境，包括失去故乡、生计维艰的生存挑战、语言的沟壑，以及无根状态下的母语危机与乡愁，承受文化的断裂与身份认同的再确认。在异乡重建知识价值、丧失直接读者与现实关联；被无名化与污名化、成为“他者”与“他乡人”；以及在抗拒历史记忆被消解或重写的背景下，坚持批判立场、保持精神上的不驯与独立等。
对此，作者援引哈维尔所言的“真实的生活（living in truth）”，以及萨义德提出的“书写即是生存之地（writing as a place to live）”，指出流亡知识分子即便在精神上遭受撕裂，仍试图通过书写与思考，使自身文化得以复苏与延续。
第三章则系统性地整理了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流亡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世界局势，包括接纳流亡者的西方国家与地区的立场、接受甚至拒绝流亡者的态度，以及支撑流亡知识分子言论与创作活动的各类救援与支援组织。如果没有有识者以及广大无名者的无私援助，中国政府所界定的政治犯不可能成功地逃到海外，更遑论在流亡地安顿下来并重新展开创作与研究活动。
从这一层意义而言，流亡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仰赖于重视普遍价值的国家与地区之政策，以及理解并珍视自由价值的支援者所提供的有形与无形之力量。其中，美国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尤为关键，成为流亡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重要中心。
此外，本章亦聚焦作为民主化运动言论中枢的民间杂志群，即所谓的“民刊”，特别是从中国地下走向海外的《北京之春》与《倾向》的创刊、停刊，及其后在海外的重生历程。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最终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第二次复刊的《北京之春》以及《倾向》，皆是在海外出版，并逐步成为能够包容中国内外不同知识人思想、确保多元性的公共媒体平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倾向》杂志中，曾系统性地介绍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作品。哈维尔其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而其《无权者的权力》之汉语译本，自“六四”事件之后，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秘密传阅。哈维尔所提出的“活在真实中”这一理念，对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哈维尔所倡导的《七七宪章》，亦对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起草《零八宪章》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第四、五章，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类型化出发，结合其个人生命史，并将之置于社会变动的大历史脉络之中加以考察。本章所讨论的对象包括：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试图在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文社会科学者严家祺；作为党员与体制内作家起步，最终以异议者身份流亡美国并客死他乡的刘宾雁，以及他们所留下的精神与思考。还有流亡法国，历经多重困难最后精神失序，回国后孤独辞世的后朦胧诗派诗人老木。透过这些生命轨迹的描写，作者呈现了流亡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关系。
第五章聚焦于以中国为题材，却触及人类普遍价值的作家与诗人，包括郑义、高行健、杨炼与哈金。流亡巴黎的高行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提出所谓的“没有主义”，即拒绝依附任何“主义”。旅居德国的诗人杨炼则“追寻作为流亡原型的诗”。杨炼明确指出：“流亡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在他看来，流亡者是拒绝精神之死、并具备超越现实困境之能力的存在。杨炼将“流亡”视为诗人的宿命，并将自身诗作安置于中国历代诗人之精神谱系之中。
此外，以英语写作的哈金认为，“最高的背叛是选择另一种语言写作”，因为国家背叛了个人，大多数国家已经习惯性地成为其公民的叛徒；国家犯下的最大罪行，是不允许其作家用诚实和艺术准则来写作，因此选择以另一种语言创作，便成为对不容许自由表达之国家的“最高形式的背叛”。
本章所讨论的诸位表达者，皆透过扩展母语的外延，丰富表达内容，并在作为生而为“人”的根基持续生长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普遍性、并能跨越疆界的文学形式。
第六章聚焦于多次被阻止出境、2011年流亡德国的廖亦武。廖亦武长期致力于书写社会“底层”人群，以及蒙受“冤罪”者的口述历史。他所记录的叙述，充满了对荒谬社会现实的悲叹、痛苦、愤怒、怨怼、绝望、认命、悔恨，乃至幽默。这些话语，乃是从未登上社会舞台、被遗忘并遭到抛弃之人们的真实心声，同时也是未曾被记录下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