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则讨论以汉语写作的“国内流亡”藏人作家茨仁唯色。本书前几章论述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皆为汉人，且以汉语为母语；然而，茨仁唯色的母语虽为藏语，但她接受的学校教育皆为汉语，只能以汉语进行表达。正因如此，她将统治者所使用的汉语，转化为一种“非暴力不服从的武器”。以汉语揭示西藏的现实真相、被掩盖的历史与记忆、民族信仰，解构官方话语叙事，刻画藏人真实的恐惧与生存境况、焦虑与身份的执着。
刘燕子（左）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采访流亡藏人。中间为达赖喇嘛。图片来源：刘燕子
3.一部理解当代中国体制“究竟为何”的指南之作
以下，笔者将列举本书在同类著作之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几个关键特征。
第一，在于作者成功地将“流亡”这一概念加以普世化，并同时使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实践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在日本，对萨义德与阿伦特的研究与介绍并不罕见：前者多半是为了理解巴勒斯坦问题或“东方主义”，后者则是借由认识纳粹主义，探讨人类在极限状态下的韧性，以及“不思考而行动”所导致的“平庸之恶”。
然而，在一个长期安稳无事的日本社会中，那些在流亡之地所孕育出的思想，是否真正被消化与内化，实在令人怀疑。由于日本的研究者与翻译者并非流亡的当事者，其研究往往止步于分析层次，或仅停留在著作的“介绍”与读者的“教养”之上，流亡知识分子的言说真正对日本社会产生实质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
更遑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当代中国的流亡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连结与对话的构想，几乎未曾出现在日本的研究视野之中。
第二，本书在俯瞰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系统性地涵盖了关键性的历史事实与重要人物，使读者得以深入理解其来龙去脉，以及政府介入与压制的具体样态。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化运动兴起以来，其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镇压，并爆发天安门事件与西藏相关事件，直至延续至今日。
然而，凡是以镇压与暴政为起点的历史进程，亦必然蕴含着终结的可能。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不仅存在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中，也如泉水般潜藏于一般市民的意识深层，随时可能间歇性涌现而出。正因如此，本书所揭示的历史与思想，不仅是分析中国现状的重要资源，也构成了期盼中国民主化的公民——无论是作为地球公民，抑或作为中国人的——共同希望之所在。
第三，本书采取高度互动性的研究方法，作者几乎与所有流亡当事者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并试图从中揭示其思想的核心。作者奔走世界各地，与历史的亲历者进行多轮访谈，其真挚而持续的研究姿态，正体现了她作为同时代证言者、记录者，与流亡知识分子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并试图以连带的方式共同建构一个更为理想社会的明确意志。与此同时，作者本人亦身处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流亡”状态之中——在日本这一异文化环境下，其文学表达与经济生活皆面临严峻挑战；而正因其长期聚焦于流亡知识分子这一“敏感”主题，作者亦不得不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
从这一意义而言，作者本身正是流亡知识分子的同志。这样一项横跨学术、文学与生命实践的成就，唯有同时身为作家与诗人的作者，方能完成。
第四，本书同时也构成了一部对流亡知识分子之作品与人格风貌的极为出色的导读。笔者正是受到本书中对流亡知识分子作品介绍的强烈启发，一度中断了对本书的阅读，转而深入阅读刘晓波、郑义、廖亦武以及茨仁唯色等人的作品。这种来回往返、层层深化的阅读过程，构成了极为罕见而浓烈的阅读体验。
第五，本书同时也是对不断产生流亡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家体制所提出的严厉批判。从被边缘化的人群、思想、地域与族群的视角出发，往往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质——中国的状况正是如此。透过流亡知识分子的言说，以及作者的分析，本书有效地动摇并重新定位了读者对中国所抱持的各种主观的想象与期待，并使之作为另一面对照的镜子而显现其真相。
正因如此，本书亦构成了对那种将中国人一概断言为“早已被驯服于历代中华思想与威权体制因而不可能改变”的简化暴论之有力反驳。透过对流亡知识分子思想与实践的细致考察，作者清楚揭示了中国社会内部所潜藏的多样性与变革动能。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成为理解当代中国体制之本质“究竟为何”的最佳入门与指南之作。
2017年3月印度北部，刘燕子采访藏人流亡诗人丹增真智（带红头巾者），后出版他的诗集《一个人一支游击队》。图片来源：刘燕子
4.总有一天，流亡将成为“过去的事物”
在完成本书书评的最后阶段，笔者接到一位无名的回族女性知识人暨表演者的来讯。她自中国移居马来西亚已二十五年，如今又决意再次迁往澳洲。她说，原以为能安身立命的马来西亚，已不再是安全之地。她在给我的讯息中问道：“我们这些被剥夺自我表达方式、在历史上屡遭迫害、被迫流亡的人们的心情，您，真的能理解吗？”
面对这样的提问，笔者一时语塞。出生并成长于民主国家日本的评者，所能回应的，仅是“我正努力去理解”。对于遭受压迫的他者，唯有不断发挥想象力，与他们深层共感，并通过分享痛苦来建立强韧的道义纽带，持续向日本社会提出问题，或许才是唯一能做之事，共同面对现实困境的一种承诺。
说到这里，我无法忘记一位六十多岁知识分子在2024年6月访问波兰时的体验。
“年轻一代即使在知识与教养的层面上得知曾经社会主义时代的存在，却并不了解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现实。思想僵化、互相告密、秘密警察、生活窒息感以及自由的匮乏。如今，要将这些真实的体验传达给年轻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正如苏联解体所揭示的那样，笔者透过本书所传达的中国流亡者的一字一句，深信，总有一天，流亡也必然会成为“过去的事物”。而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本书将成为告诫后人不可忘记威权独裁体制之恐怖、不可让其再次降临的重要见证。
顺带一提，本书最大的问题点在于其物理上的厚度与重量。出版此书的果断决定值得高度评价，然而书籍终究应被更多人阅读与传播——再版应考虑如何缩减物理的厚重程度，以吸引更多读者。
第二，由于本书将焦点主要放在著名知识人身上，相对而言，那些虽然无名、却背负着沉重人生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们，反而变得不可见。在威权体制之下，人们并非只有因为拿起笔、进行书写而遭受迫害。非汉族的各族群亦然，宗教信仰者亦然。
另外，茨仁唯色虽为藏族，但除此之外，还有维吾尔人、蒙古人、回民（回族）、基督徒、藏传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等，数量之多，难以一一列举；他们或被迫流亡海外，或陷入国内流亡的处境。笔者原本亦期待，能够对他们／她们的乡愁之情、对出生故土与自身文化的深切眷恋、文化保存的实践，以及其中所伴随的痛苦，给予更多关注。然而，这或许正是应当交接力棒给后续研究者去承担的课题。
作者松本ますみ（Masumi Matsumoto），为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招聘研究员，中国近现代伊斯兰问题研究者。
本文原作为日语，刊于2026年元月出版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杂志第55期，原题为：“一里冢”的纪念碑式的研究——评刘燕子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因篇幅原因，民间档案馆刊发时有部分删减。
【本文为中国民间档案馆首发https://minjian-danganguan.org/zh/archive/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