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译者：马铃薯
本文原文为日语。
《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一书，于2024年5月31日在日本出版，是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而推出。
仿佛逆岁月流逝，本书内容之沉重、体量之厚重，都令人震撼。正文710页，附录40页，总计750页，整书重量达1364克。这是一部相当于四卷普通书籍容量、有纪念碑意义的鸿篇巨著。
本书论述了沉重、厚重且充满苦难的当代中国现实，以及流亡海内外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想，力图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及生存意义给予积极的评价。书中涉及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约有50人。仅仅将这些人物的姓名逐一列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部历史便会浮现出来——一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
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始终对政权保持异议，对社会现实问题持批判性思考、独立研究和反思的一群稀有之人。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的知识分子之间究竟有何差异？在进入本书介绍之前，笔者先记录一些自身的观察。
2007年3月北京万圣书店，从左至右依次为廖亦武、刘燕子、刘晓波。图片来源：刘燕子
1.中、日知识分子之比较
笔者于1962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
2024年5月下旬，恰逢毕业58年后的同学会，笔者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参加了聚会。出生于1941年至1944年之间的这些日本人，如今皆已年逾八旬，但他们几乎没有战争的直接记忆，属于典型的“战后民主主义世代”。
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在入学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决定学习以中国史为核心的“东洋史”。在当时中日尚未建交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满憧憬，收听北京放送（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入学后学习简体中文（下称汉语），其中许多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亦有人在研究生阶段亲赴文革时期的中国访问。
在四年制大学升学率仅约10%的时代，对工业资本主义体制持批判态度，是日本精英大学生中的一种主流倾向。许多人是中国或苏联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正处未来“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的孕育阶段。
近六十年时光飞逝。大学毕业之后，这一代人虽然仍有少数人继续在工会或华文书店从事社运活动，但多数人进入高中或大学任教，亦有一部分人升任管理职位。他们高举反战旗帜，倡导日中友好，作为自由派的一员承担和平运动的主角，但大多未遭重大挫折，顺利迎来退休，过着平稳安逸的年金生活。
笔者静坐在同学会的一隅侧耳倾听，却几乎未听到任何关于中国的评论——那个曾经承载着他们青春激情的对象。这种沉默，或许可与当前中国对少数民族、宗教与思想的压制，以及“资本主义化”的现实密切相关。幻灭感导致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停滞。曾几何时，他们的连带对象是中国人民，而如今，“连带”一词本身似乎也已成为死语。
日本战后八十年间，既未经历战争，也未出现内乱、戒严体制或政治犯；除极少数特例，几乎不曾出现流亡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之下，他们的人生轨迹趋于平稳安定。
他们与本书所讨论的流亡知识分子，例如高行健（1940年—）、严家祺（1942年—）大致同属一代人，比郑义（1948年—）年长数岁。而笔者本人，则与刘晓波（1955—2017）、廖亦武（1958年—），以及杂志《倾向》主编贝岭（1959年—）属于同代人。
往昔的日本左派知识精英学生，如今大多迎来了平稳无波的晚年；而与此同时，同代人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循环的艰难处境中迈向老年。
面对日中两国知识分子在“两种晚年”之间所呈现出的巨大落差，笔者不禁为之失语。
中国流亡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异乡，面临深重的身心困境：既要应对居无定所、无根漂泊、生计维艰的生存挑战，又要在边缘化的境地中，承受文化的断裂与身份认同、母语危机的痛苦，更要承受异乡智识价值、历史与记忆被消解、话语权与受众丧失等多重困境。尽管如此，流亡者仍然持续以一个“人”的身份，不屈地流亡，发出真实而不妥协的声音。从本书所描绘的中国流亡者群像中，可以清楚看出，中日两国在历史时间的推移上是何等地不对称。
若借用他们自身的语言来说，日本“インテリ”左派的人生轨迹，毋宁可称为一种“机会主义（オポチュニズム）”，既和平又安稳。正因如此，笔者不禁自我反省自戒：日本（以及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理解与研究，是否一直停留在地表，犹如隔着望远镜观看月亮一般，始终未能触及其真实的深层部分？
这种表层性的根源之一，或在于日本研究者过度依赖文字史料，尤其是官方文字史料，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在 中共当局的宣传话语攻势前显得相当脆弱。此外，中国的一手史料，特别是档案资料，本身也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门槛。
近年来，除了官方史料之外，结合文学与艺术作品、口述史料以及访谈内容来重构历史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推广与普及。然而，即便如此，来自中国国内、与中共观点产生龃龉的言说，仍然难以被公开发出。其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中承受苦难、挣扎求生的人们的声音，长期以来始终难以被外界充分听见。
本书正是由同时身为诗人与表达者的刘燕子，为了倾听这些被遮蔽、被沉默的声音，历时二十余年倾注心血，持续记录、描绘与分析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并最终将其凝结为学术论文。书中所描写的流亡者之中，唯一的例外藏人汉语作家茨仁唯色，作者将其界定为以统治者的语言反抗殖民统治的“国内流亡者”；其余皆属于“海外流亡者”。
作者在世界各地访谈流亡知识分子，不仅面对面地倾听，并透过反复阅读、译介其作品的方式，建立起一种长年持续往返的多层面关系。这种深入而长期的研究实践，唯有作为同时代者、同行者、研究者，且本身亦是流亡者的刘燕子，凭借其人格特质与敏锐的问题意识，赢得受访者的信任，方能得以实现。
作者所记录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之言说，与世界史轴上流亡者的声音彼此呼应。他们包括来自纳粹德国、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以及巴勒斯坦的流亡者，皆是过去现代史事件中被迫流亡者。他们曾被排斥在民族历史记忆与主流声音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中国流亡者的证言集，同时也是一部卓越的理论性学术著作，深入探讨了“何谓近现代”、“何谓暴政”、“何谓权力”、“何谓自由”、“何谓人权”以及“何谓人”等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