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数百万人正在离开社交媒体。此为推特和脸书等网络社交媒体的图示
此时此刻，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它没有话题标签，没有网红加持，也没有算法的推波助澜。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不会被电视报导，不会被直播，甚至不会被发布到网上。
2023年，美国联邦医务总监（U.S. Surgeon General）发布公告，宣布孤独（loneliness）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健康危机。大约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经历过显著的孤独感。这不是悲伤，也不是某种社交上的不便，而是彻头彻尾的孤独。这种孤独会使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9%，中风的风险增加32%。在2003年至2020年间，这种孤独使美国人平均每月独处的时间增加了24小时。
根据我们现有的所有官方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疏离感的民族。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却从未像现在这样（经由网媒）“高度相连”（connected）。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必有蹊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正视这种矛盾并采取行动。
每个月，近两百万美国用户搜索如何删除或停用主流社交媒体账号。Instagram领衔这波用户出走潮，TikTok紧随其后，然后是Facebook，最后是X。
我觉得这现象耐人寻味，因为在我看来，X平台的“社交”（social）成分最少，而其它社交平台都有“个人资料”（profile）功能，并拥有非常明显的面向公众的社交“身份”（identity）属性。所有这些退出各数字平台的人并非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青少年。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其中许多人未满25岁——他们在审视了这些本该连结彼此的平台后，默默得出结论：这些平台未能兑现承诺。然后他们悄悄地离开了。
英国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在其著作《注意力失控：为什么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如何再次深入思考》（Stolen Focus: Why You Can’t Pay Attention—and How to Think Deeply Again，2022年）中，对所谓的“全球注意力危机”（global attentional crisis）进行了深入调查。书中，他直截了当地阐述了注意力研究的结果：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平均只能专注于一项任务65秒，之后就会切换任务；而上班族则只能坚持大约3分钟。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简称CMU）的一项实验发现，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短信干扰的学生，其表现比手机处于关闭状态的学生差了大约20%。
我们不仅仅是注意力分散，我们的认知结构正在被重塑。离开社交媒体的人们并非在逃避某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在奔向某种他们能真切感受到的迫切需求：活在当下，清晰思考，正如美国著名心灵导师拉姆‧达斯（Ram Das，1931—2019年）所倡导的那样，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之中。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称之为“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即科技应该服务于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本末倒置。美国作家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在《如何无所事事》（How to Do Nothing，2019年）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重新掌控注意力意味着转向本地生活、转向生态、转向我们眼前的人们。
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生态学是什么。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听起来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这样的关注，因为我们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其）数字化，我们需要更多方法来应对这种新局面。现在，46%的Z世代（Gen Z，指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是首批在全数字化、互联网和社群媒体环境中成长的数字原住民）表示他们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限制屏幕时间。这并非一种趋势，而是这一代人做出的选择。
但是人们远离屏幕的趋势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是地域性的转变。
自2020年以来，美国25至44岁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发生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扭转了过去十年该年龄段人口约90%涌入大城市的趋势。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库珀中心（Cooper Center）称，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年轻人向小城镇迁移率最高的一次。美国农业部（USDA）证实：农村地区的人口迁移率从2019年的接近于零，跃升至2023年的0.35%以上，并一直保持稳定。
人们正在迁徙。不是如潮水般涌来，而是悄无声息地、有条不紊地迁往更小的地方，节奏更慢，空间更宽敞的地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目前，美国有18万到75万户家庭在不同程度上过着脱离电网的生活——他们自己发电、自己种粮食、自己管理水资源。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自给自足者协会（Homesteaders of America）2023年对近4,000名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在过去三年内开始这种生活方式的。
这些人并非在农场长大。他们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也称为Y世代/Gen Y，指约1981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群体，是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高速发展成长的一代）和更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审视了自己继承的体制：节奏匆忙、环境嘈杂、屏幕主导一切，并选择建立一些不同的东西。
这种行为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但它不是反叛（rebellion）。
美国记者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称之为“本笃模式”（Benedict Option），取名源自古罗马天主教隐修士圣本笃（St. Benedict，480—547年）。五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际，圣本笃并没有与混乱对抗，而是建造了修道院。这些小型、有意识的社群，让人们能够按照节奏、修行和觉知生活，与周围的混乱隔绝开来，从而真正地做回自己。我曾听过许多千禧一代的朋友分享过类似的愿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个定制的社群里，遵循着比大城市附近任何地方都更加严格的社会和精神规范。
我认为德雷尔的观点并非主张要抛弃这个世界。他的核心思想在于：若未先在内在建构根基，便无法从外部拯救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一个空的杯子中向外倒水，也无法修复我们先前并未保存的东西。这不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法，而是“自下而上”（ground-up）或“从根到云”（roots-to-clouds）的实践之道。
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2024年）曾著述他所谓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历史上人们以那些悄无声息、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反抗那些威胁要吞噬他们的体制。他们并非通过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而是通过一场润物无声的革命，这场革命脱离了当下大众群体盲从的模式。他们通过实践、持续参与，通过那些看似微不足道而无形的点滴行动，让更宏大的事务得以延续变革。
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弱者的武器。删除我们的社交账号是弱者的武器。搬到一个只有3,000人的小镇，然后开始种菜，这是弱者的武器。选择不参与争论亦是弱者的武器。这些都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它们都奏效了。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花费数十年时间研究他所谓的“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现代社会要求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行动、生产和消费。他的研究得出结论：加速最终会摧毁它本应增强的东西——文化共鸣。文化共鸣（cultural resonance）是指感受与自身生活、人际关系及周遭环境建立真正联系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如何你如何优化周围的一切，最终却仍然感到内心空虚。这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
当代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将现代人描述为“成就主体”（achievement subject）——就像他们已经内化了必须时刻保持高效、追求卓越、创造价值的要求。成就主体并非因受压迫而精疲力竭，而是因试图成为体制要求的一切而疲惫不堪。这种疲惫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自我产生的。
让我颇感兴趣的是，那些离开社交媒体、搬到小镇、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人，并没有读过罗萨或韩炳哲的作品。他们不需要读。他们能感受到。他们能感受到那种倦怠感（burnout）。这是一场存在论的、精神的和形而上的危机，甚至在它尚未显现于社会层面之前就已经存在。人们能感受到以某种速度生活所带来的空虚感。他们选择——出于本能，出于身体的感受——放慢脚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警示灯，有些人反应更快，它要求我们做出改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种选择是有名字的，但我现在还不确定是否有必要给它命名。但它确实存在，并且默默地抵抗着那些导致灵魂疾病的社会文化模式。
当然，我并非在提出“反科技”（anti-technology）的论点。我认为事到如今，我们已无法走回头路。这甚至不见得与政治相关，尽管那些凡事都要政治化的人肯定会这样解读。这是一种比政治更沉静、也更持久的东西：它是人类面对一个加速到已经超越意义极限的世界时，一种古老而反复出现的反应：去创造一些能够长久维系的东西。
这个答案存在于一个花园内，一个家庭活动里，一次信仰实践中，一个邻里之间彼此熟识的社区中。存在于一个没有屏幕的早晨，一顿亲手烹制的饭菜，一个不受任何算法支配的星期天。甚至可能是存在于一个 Facebook社团中或Reddit讨论串内——这类如同（在科技体制内植入人性、建立具备真实情感小圈子的）“特洛伊木马”般的存在中。
从历史宏观意义上讲，这些并非激进之举，而是最平凡无奇的举动。正因如此，它们才奏效。混乱无法触及它看不见的事物，而最悄无声息的革命往往才是最持久的。
我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每次出现都注定会引发一场闹剧。每次我都直接拉黑他，然后继续过我的生活。因为我不认为以牙还牙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passivity）或智慧（wisdom），或者任何你冠以的词汇。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千百万人注意到了同样情况的大规模发生，而当他们采取行动时，只有那些有眼光的人才能注意到。
那些迁居小镇的年轻人并非拒绝未来，而是在塑造未来。这些自耕农并非逃离现代文明，而是在构建一种能够维系人类生活而非危害人类生活的文明。那些删除社交媒体的Z世代年轻人并非科技恐惧症患者（technophobe），他们是第一代在科技时代成长起来，并睁开双眼意识到更美好未来的一代。
他们不是叛乱分子，而是沉默的革命者。所以问题来了，这不是反问句：如果没有人监督，你会追求什么？
这不是那些会爆红的内容，也不是那些能获得点赞、关注或来自社交媒体认可的内容。如果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真的能让你的生活——以及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生活更加完整和充实，那么你会追求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的小镇、农舍、宁静的清晨和被删除的应用程序里。人们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公开表态，也没有以任何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出来。
整个过程悄无声息，坚持不懈。一次一个自然而然的、不易察觉的选择。而这，或许正是当下美国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作者简介：
罗科‧纽金特（Rocco Nugent）是一位艺术家、企业家、教师、创意总监，也是一位新晋父亲，他致力于帮助他人活得更有目标、更有勇气。作为一家创意健康工作室的创始人，他秉持着一个使命：消除人们的“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并激励他们作出自己希望看到的改变。
原文：Silent Revolution: Why Millions Now Look to Leave Social Medi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