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年资讯透明度下降的情况下，媒体对事实的完整呈现往往取决于记者个人的勇气与运气。北京资深媒体人应平告诉《田间》，新闻审查干扰使调查记者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减少。“在当下新闻界，调查记者的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只剩几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媒体的调查记者，多数已转行或者拉广告，做自媒体。”他回忆，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当天，报社即接到宣传部电话要求追查调查记者简光洲，“那时还能发调查报道，现在谁敢再碰揭露性报道？”
2008年9月，当时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许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奶粉的婴儿有肾结石病症，之后该品牌奶粉被验出有化学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受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东方早报》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日报，已于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报业集团直属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政治审查让报道变高风险工作
政治审核的体制性程序已成为报社承受新闻风险的一部分。五位曾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任职的资深记者对《田间》表示，近十年凡涉及地方债务、城中村改造、企业裁员与金融风险的题材，均须报上级宣传部门批准后方可刊发。“鉴于审批程序繁复，现在多数编辑干脆放弃这类报道。宣传部门一通电话打过来，不让写就不能写。30年前的‘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原则，如今已变成‘一九开’（一分过、九分功）。”这些资深记者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具名受访。
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前《光明日报》记者潘虹透露：“《光明日报》更不能发表所谓负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许多年轻记者是体制内局级官员子女，不用打招呼，他们的稿子几乎都是赞美内容，早已失去记者的基本职责。”
她说，在中央级党媒中，审查的核心已从内容转向忠诚度。“《光明日报》归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长可直接致电社长或总编辑。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部分报社为规避风险，索性停止对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深入调查，转而以相互转载官方稿件或宣传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报社任职的采编人员刘浩对《田间》说：“我们以前会报地方官员贪腐或环保污染，现在这类新闻一律要走省里规定的报批程序，多半被搁置。许多记者转向企业公关或商业传媒，新闻变成一份危险职业。”
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新闻环境也发出抱怨，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采访风险的社会。常驻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Ｕ告诉《田间》，他曾被有关部门官员“打招呼”，如果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新闻，那么他在北京的签证到期后，很难续签。Ｕ还说：“中国记者报道受审查，我们外国记者也不能发那些‘敏感’新闻。即便我们在国外的同事发稿，这笔账最终也会算到我们头上。”
在中国，专业记者必须持有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翻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
专攻新闻自由与数字控制研究的学者汪海涛接受《田间》采访时表示，新闻审查制度越严，记者的采访风险也就越大。“我不久前与浙江电视台一些前调查记者谈过这个话题。现在的电视台记者比过去更谨慎，画面里不能出现警察执勤时没戴帽子的镜头，也不能拍到与路人拉扯的场面，甚至背景音乐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