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革命党人和其它政治派别并没有找到一种势力能够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都组织动员起来；只得暂时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过来。但北洋政府在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纷争不断，议会内部也缺乏有效的运转；使得北洋政府无法有效的行使权力，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建立不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因而促使精英们寻求另外的“中心势力”，以结束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局面，从而促使国家强大。
这就产生了两种重建“中心势力”的路径和方案。少数保守人士提出恢复帝制，以平息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其中，“筹安会”是典型的代表。以杨度为首的六位保守人士组成的“筹安会”主张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拥立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3月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以对话形式系统阐述其君主立宪主张，成为筹安会推动帝制的理论基础。《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于中国，共和体制不仅无法救亡，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因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他断言“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13。中篇着重分析了政治继承权问题，认为只有君主制，继位君主仍限于前任君主的后嗣中产生，才能避免出现共和制总统继任时的无序纷争甚至内战。下篇则阐述了清末新政是假立宪，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不能说是君主立宪的失败。
杨度的“君主立宪”论，仍然将君主及其族裔作为“中心势力”，首先不可行。应该说，他的“君主立宪”制与过去的皇权专制还是有很大不同。他要求君主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而过去皇帝则不在法律之下，是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最多受点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微弱约束。因此，袁世凯在他们的鼓动下恢复帝制和称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恢复过去的皇权统治。但他的理论中的君主一定是实君和强君，不可能愿意受宪法的约束。既然人民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谁来约束君主滥用权力呢？靠君主和精英阶层自觉当然不可能。所以，虽然他主张和要求君主要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但实际运作起来，君主肯定不会如此。在实践层面终究会与过去的皇权专制完全一样。
其次，他的君宪理论满足不了产生贤能君主和“中心势力”要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力的需求。在大多数精英看来，新的“中心势力”应同样具备皇族势力令行禁止的效能，在功能上完全替代皇权的整合社会的作用。除此之外，还要能产生出有足够能力和责任心的领导人，以及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力，能动员起全体人民，才能结束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因而，杨度的主张及袁世凯恢复帝制受到了精英和大众的普遍反对，袁世凯称帝很快就归于失败。而孙中山及中共早期活动者，则找到了“中心势力”新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从苏俄引进的列宁式政党。
三、“中心势力”论为列宁式政党的引进铺平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于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如是说。与其说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如说是“送来了列宁式政党”。而之前被中国精英们所认同的“中心势力”说已为列宁式政党的引进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可以说，列宁式政党是“中心势力”说所期待的完美的“中心势力”，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中国引进列宁式政党并非是苏俄从外部所强加的，而出自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内在需求。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界领袖最初难以接受，后来才转为赞美。一是看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落后的俄国打败了国内外反对势力；二则俄国对中国频频示好；三则对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不支持中国的诉求感到失望。于是，对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态逐步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向往。
1918年6月17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决斗》的社论。社论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同年，孙中山致电列宁，表达了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敬意。
坚信拯救和强大中国必须要具备一个“中心势力”的李大钊，于1918年7月开始称赞俄国十月革命，陆续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赞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从此成为了马列主义的狂热信奉者，并在稍后成为了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中共最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开始信奉马列主义则要稍晚一些。1919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1921年7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一文，运用“中心势力”理论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俄罗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罗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罗斯中革命的中心势力又只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智识阶级”14。而由智识阶级构成的中心势力“可分为三大派：一是无政府主义派，此派在三四十年前虚无主义盛行时代是一很大的势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为革命的重要原素了；一是自由主义派，一是社会主义派”15；“十一月七日Kerensky（克伦斯基）政府又倒，多数派（Bolsheviki）起而代之以至于今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遂为社会主义所战胜”16。在文中，他还将列宁等14位革命领导人列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人物，介绍了他们的主要业绩。显然，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革命最终的“中心势力”，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能够领导俄国强大起来打败西方列强。
逐步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扩散。这得益于当时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该杂志是倡导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刊载的文章面向青年，采用白话文批判儒家“孝”和“贞”的价值，宣扬民主与科学，是所谓“新文化”。白话文是启蒙的工具，比文言文通俗易懂，受众更广；更有利新文化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促使男女青年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投身于强大国家的运动和革命之中。个人只有挣脱了家庭和家族的束缚，统一在国家的感召下，才能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青年学生从家庭的管束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为国家强大而奋斗的精神，学生们不可能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中心势力”说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前者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势力，后者旨在召唤众多的追随者。而列宁式政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完美地契合了这两个需求。因而，陈独秀等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转而信奉马列主义一点也不奇怪。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杂志编委转而信奉马列主义，《新青年》杂志遂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多达130多篇”17。
当马列主义在中国有了不少信奉者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进而转化为政治行动。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首个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创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的马列主义信奉者陆续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另有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下，这些小组成员汇聚到上海，于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些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诉求是引进列宁式政党严密的组织形态，来充当拯救中国的“中心势力”。而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公有制则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势力”的支配力，使其能够支配整个国家的财力。而共产党所宣称的人人平等根本就不是它的真实目的，只是用来鼓动人们加入和追随共产党的政治口号。中共现在虽然仍然宣称坚持马列主义，但只是因为它是以马列主义为号召夺得政权的，需要保持其夺权的历史合法性。除了仍然采用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和统治模式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宣扬国家主义和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暴露出其本质。这反过来说明，中国引进马列主义真正在乎的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
陈独秀于中共成立前夕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引述罗素的话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象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18。然后他断言道，“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从这可以看出，他主张以列宁式政党作为“中心势力”，来领导民众在中国实现“创兴实业，从新建设”19。
国共合作开始后，陈独秀于1922年6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20。这充分表明他建立列宁式政党的目的是为了“扶危定乱”，“建设全国统一政府”，“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李大钊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为呼吁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写下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文中写道，“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21。这句话点出了列宁式政党的特质、手段和目的，“训练”是为了形成纪律严明的团体，“鼓动民众的运动”是手段，推动“社会改革”以拯救中国是目的。其它早期的共产党创始人也有类似的表述，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作为“中心势力”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强国。
国民党接受俄共改造的目的更直接和明确，就是单纯地引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而并不改用马列主义为指导，仍然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宗旨。1923年1月孙中山开始与苏俄合作时，明确表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22。不接受马列教义和苏维埃制度是真，不接受共产组织是假。国民党后来接受了苏俄的改组。针对国民党内对接受苏俄改组的非议，孙中山驳斥道，“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