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广州大本营动员国民党员接受苏俄改组时说，“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24。列宁逝世后，他于1924年1月悼念列宁时说，“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25。1924年3月他进一步阐发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夫所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26。
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建立的“中心势力”，才能担负起带领中国走向强盛的重任。然而，中共成立初期势力弱小，只得暂时放弃作为“中心势力”的初心，拥戴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两党进行合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中共党员的身份。李大钊非常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他在1923年5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27。陈独秀起初反对国共合作，但最后接受了现实，也号召拥戴国民党为“中心势力”。1923年6月，由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28。国共合作是双赢，中共依傍国民党来发展，而国民党也借此改组，并获取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对于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决裂是必然的。由于国民党改组成列宁式政党不彻底，最终败于完全按列宁式政党组织形态建立起来的中共。列宁式政党一方面有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国民党改组不彻底，在这两方面都弱于中共，败于共产党在情理之中。
何为列宁式政党呢？按列宁自己的建党原则，有这么几个重点。第一，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第二，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第三，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第四、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29。
蒋介石对列宁式政党的内涵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书中或讲话中说道，“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30。“第一就是要使全军信仰唯一的主义,第二就是要使全军信仰唯一的最高统帅”31。国民党则从他的言论中提炼出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短语，这是对列宁式政党最为简练的描述。再加上一支军队就完备了。“一个主义”，政党有一个追求的主义。于国民党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中共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与时俱进”的思想或理论。主义的作用是树立一个高尚的理想，以吸引追随者。既能吸引少数信众，也能为大多数投机者提供掩盖追求权力和私利的漂亮借口或可以让他们自我欺骗；然后靠主义所规定的组织纪律形成一个紧密的政党，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绝对服从组织；而政党拥有一位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党员必须拥护领袖的主义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支军队”，有一支由党控制的军队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和维护政权。亦即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
台湾政治学教授叶明德则定义为：“列宁式政党，起源于列宁主义。列宁把工人阶级和一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一区隔。列宁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有信仰才有觉悟，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才能发动指导工人阶级投入革命，革命才能成功。基于此，列宁主张把觉悟扎根于党，予以制度化。党是革命的司令部。也因此，列宁式政党一党专制国家，一向就强调以革命为主要手段争取及维持政党，选举则是次要手段、是装饰品。以组织及公职特征上来讲，列宁式一党专制国家采用的是菁英双轨制，举凡中央到地方，各种大大小小公职都设有党的组织，予以指挥、联系及监督。公职人员兼具党员及公职双重身份”32。
列宁式政党是建立在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则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一思想，列宁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33。与此相对应，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及民众不具备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需要党从外部灌输进去。“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34。
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来看，列宁式政党非常契合中国精英们提出的“中心势力”论。首先“中心势力”论提出由一群有道德、有知识和有能力的群体组成“中心势力”，与列宁式政党由“先进觉悟阶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具有一致性。其次，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满足了“中心势力”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的需求。其三，列宁式政党具有的绝对的权威中心和“一个领袖”的宗旨，与“中心势力”论寻求“中心人物”相一致。第四、先锋队理论认为工人和民众不具有革命意识，与“中心势力”论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需要启蒙和被领导相一致。尽管李大钊和中共讴歌工农大众，但他们只是将工农大众当作革命需要的被动员和被组织的力量。第五、列宁式政党严密的基层组织和高效动员能力为“中心势力”论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提供了方案，能实现“中心势力”论的目的。
另外，先锋队理论也暗合儒家的“君子”与“小人”之分。儒家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精英的道德修养如同风，民众的道德修养如同草。风吹在草上面，草必然会顺从地倒伏。孟子则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儒家经典对幼时熟读它们的近代知识精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两者的暗合在潜意识层面让近代精英很容易接受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因而，“十月革命”爆发后，特别是看见苏维埃政权成功地击退国内外反对势力后，期望在中国再造“中心势力”的精英们，就非常顺畅地接受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则接受了苏俄改组，向列宁式政党转化。但马列主义的传入和苏俄的帮助并非中国出现列宁式政党的必要条件，只是外部条件。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大大加速了“中心势力”发展为列宁式政党的进程。即使没有马列的输入和苏俄的帮助，“中心势力”论所打下的思想基础，也会让中国演化出列宁式政党。
结语
近代中国建立“中心势力”的主张与引进列宁式政党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非常强的因果关联。列宁式政党并非外部所强加的，而是中国精英长期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案，在多种政治尝试失败后，基于解决“一盘散沙”这一痼疾做出的必然选择。然而，“救亡图存”其实是夸在其词，本质上是精英们为夺回权力和话语权而制造出的危机感。而中国精英对列宁式政党的接受与推崇，根本上是基于其作为组织工具的高效性，能动员和组织起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以排除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本质上，是原有的皇权专制不能应对列强侵入而演化出来的新的专制权力和制度，符合中国政治制度演化的总体趋势：随着从外部获得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深入与覆盖范围越来越广。
而列宁式政党的建立和胜出，则奠定了现代中国以党治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变。党组织代替皇权深度嵌入官僚体系，将权力末梢延伸到农村基层；并实现了“君师合一”，党的领袖不仅是最高权力者，还是思想和理论的最高权威，从而建立起极权主义制度。
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是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强大为目的，个人则是实现民族和国家强大的工具和牺牲品。不是为了争取权利，而是为了争夺权力。无论是“改造国民性”还是“启蒙”都是驱使个人为国家的强大而奉献和牺牲。“中心势力”论亦是如此。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个人成为国家的工具，组织成员放弃和丧失个人权利，就不可避免地将走向专制。
完稿于2026年2月20日
注释
1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2郑师渠：《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53-70页。
3秦善进：《从淡化、关注到动员:李大钊“中心势力”说中的农民要素》，《济宁学院学报》，2025年6期63-68页。
4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5同上。
6同上。
7陈家梁子：《清朝“旗天下”的承上启下作用》，《议报》网站，2024年11月。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1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11同上。
12同上。
13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3月。
14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
15同上。
16同上。
17盛玮：《一百多年前，<新青年>怎样传播马克思主义？》，求是网，2021年2月24日。
18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
19同上。
20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8月。
21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8]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22孙文越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23孙中山：《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4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
25孙中山：《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首领一人之演说》，1924年1月25日。
26孙中山：《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7翁有为：《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页。
28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
29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独立中文笔会，2017年4月。
30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
31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1933年7月。
32叶明德:《政治学·第八章政党》，五南出版，2009年5月。
33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
34列宁：《怎么办？》，19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