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5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1972年，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
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读书，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我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何许人也？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属血统，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不过，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很卑微，是个放牛娃，人称“牧牛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