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上来就说，开濛之初，西方领先东方。有一条“莫维斯分割线”，在欧亚大陆西沿，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往南横切，切过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湾，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东方使用石片，东西方生活方式从这里便开始分道扬镳，一百万年前就见优劣，难道不是一种“长期注定论”？
然后就比较北京人与尼安德特人，又说，前2230年西方有两个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西方的农业出现，比中国足足早两千年。他特别提到，1995年访问埃及的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很沮丧，回国就启动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东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黄河流域出现村庄，那是夏，中国文明史的开始。
然而后来，东方曾领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较下去，大掉书袋：
周秦——亚述、罗马
汉武帝、大流士、亚历山大
汉末丧乱——罗马衰亡
东晋——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与波斯的衰败
宋朝，东方开始从巅峰跌落之际，西方还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
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明朝
郑和下西洋：东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险
然后，他可以准确到：
1773年，在乾隆时期，西方超过了东方。
为何西方的发展，到近现代反而远远超过东方？此书有三件工具，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疑窦：
生物学解释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发展（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
社会学则显示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皆因危机时刻孤注一掷所致），
最后地理因素最关键，它决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进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会制度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历史常常很诡谲。虽然中国农业初开比西方晚两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又比欧洲早950年，欧洲的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为标志。奴隶制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获得先机。
然而更戏剧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会却结束得早，中国封建社会则是“漫漫历史长夜”。17世纪中期西欧出现“文艺覆兴”，再有“工业革命”，促使各国立宪，并用代议制限制皇权；而东方还沈睡在大清的昏聩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结束两个世纪。
假如撇开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来自《新约圣经》，有某种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找到另一个源头：希腊文化（理性、创新、自由）。东方传统则是无序、保守、等级森严，这一套又没有机缘获得一场“文艺覆兴”洗涤，而被带进现代，残留在东方人的文化、意识中，是无法靠现代教育、知识、道德、观念去剔除的，东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义，精神上早已输在千年之前。
三、“亚细亚孤儿”要当霸主了
八九年到零九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正式成为一言九鼎的大国。它甚至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号：“中华帝国”？显得老旧了；“新中国帝国”？不伦不类；它当然不会自称“共产帝国”。
这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了。一百多年试练得惨绝人寰的共产体制，连同其龙头老大苏联帝国，好不容易被得天独厚的美帝国主义“拼经济”拼垮掉，却侥幸地留下其老二中共，走了另外一条“对外开放”的韬光养晦路线，大捞特捞走投无路的西方资本，依旧用它那一套在苏俄一败涂地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却居然绝处逢生，于是也可以跟美帝国主义“拼经济”，几乎把它拼垮掉——美国就算没崩溃，也陷入了一蹶不振的萧条。这才诞生了一个“新帝国”。回眸一看，九〇年代风靡的那个所谓“全球化”，中国廉价劳力与西方资本的媾和，硕果在这里。今天世界上谁说了算？中国和美国。
人类有进步吗？“进步”（progress）这个概念，据说来自法国，是启蒙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它预设一个终极目标，说人类社会朝此目标分阶段直线前进，如今大家都知道那是天真、不成立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正在被崛起、暴发的中共所印证：人类社会并不一定从社会主义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它也可以倒过来走——从贫穷的社会主义走向腐败而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而且，东方的一个老旧帝国，也不一定非要经过意大利式“文艺覆兴”的洗礼，才能“现代化”并富强，它在精神废墟上，也照样崛起。富强、崛起，乃至称霸，是所谓“东亚病夫”的百年夙愿。为此目标，这个民族不仅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而且豁出了几千年的传统、整个文明底线、悠久的道德资源、几代人的精神升华。
亚细亚那个哭泣的孤儿，要当霸主了。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一个新帝国，是与“后美国时代”同时诞生的，其间充满着“猫腻儿”——美国要靠中国继续购买它的债券活下去，这虽然不至于危言耸听到了北京掐住华盛顿的咽喉，但至少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俱荣俱损，北京政权不能崩溃，很可能变成一种“美国利益”；世界虽不会重演美苏“冷战”的旧戏，但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霸主登台后，最伤脑筋的还是那位老霸主，如北京把北韩、古巴两个“共产小孤儿”先领养起来，就叫华盛顿吃苍蝇般恶心；中国也不再跟西方玩“全球化”游戏，而要领军“金砖四国”，如这次哥本哈根的出手，叫板老牌帝国主义；别忘了，中国是有“第三世界盟主”资格的，也有关心“全世界水深火热”的传统，那是毛主席留下的一份遗产。至于说到西方跟伊斯兰的“文明冲突”，那就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主要是遭逢了很差的世界大势，西方帝国主义想瓜分我们，而东邻日本又捷足先登，加上满清积弱，错一步、步步错；这一次则完全不同，西方无暇东顾，中国又在一个强势集权、硕果仅存的列宁式政党手里，则它不想崛起都难。
“人民共和国”也是帝国
其实，一九四九年中国就曾是一个帝国——毛泽东何等威风？“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激荡风雷激”，市井里的“红卫兵”语言则是：“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但如此气魄，却要屈居苏联之下，缺乏“两弹”的缘故，所以毛泽东要“反修防修”、发表批苏修之《九评》。中国人有“帝国”的感觉，就是毛泽东时代“喂”出来——连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都曾受到毛主席的大力声援，难怪奥巴马今日要把老毛请进白宫坐到圣诞树上去，这与拳王泰森把毛像刺青在脸颊上，是否源于同一文化背景，待考。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史，也是她的兴衰史：从“买船就是卖国”的独立自主，到提供廉价必需品使美国生活水平提高百分之五到十的“对外开放”，两种相反的路线，出自同一个政权，却又跟什么“爱国”、“卖国”、“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无关；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老百姓为了“独立自主”而挨饿受穷，跟为了“改革开放”而被剥削被压榨，结果都是一样。不过，中国人对毛泽东穷折腾的忍受度，远远高于眼下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政权，即使如今“国进民退”，也不至于比六零年“人相食”那会儿惨，大伙儿却一个劲儿地怀念大救星，这是为什么？也许先前那个“毛帝国”，毕竟是“人民共和国”——类比“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很相宜吗？而后来“崛起”的这一个，不管叫什么，“盛世”、“全球化”、“中国道路”，反正它的“人民”日子不好过。
“国家主人翁”委屈如今成了廉价劳力。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大家何尝不是“廉价劳力”？廉价得恐怕更贱，但有一顶“主人翁”的桂冠，“精神”上就找补回来了，也毕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还把外国人送他的一粒芒果转送给大家，江泽民胡锦涛却只会给咱发下岗费。看来，这廉价劳力叫谁使唤了，是一个原则问题。这里有两点区别：我们的血汗钱供伟大领袖挥霍，哪怕他盖再多的行宫，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拿去卖给外国人，例如供应美国人，我们是不答应的！还有一层，中国的财富可由伟大领袖任意支配，但是分派给各式各样的太子党、权贵阶层，就是把“全民所有制”篡改成“权贵资本主义”，那才是地道的中国“颜色革命”呢。
“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两千年以后，也出现有这样一种思路看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的这句词，常常被人引用，我看到网上至少有两篇文章用它做标题。剧作家沙叶新有一篇极轰动的《腐败文化》，就是拿它做副标题，列数国内腐败奇观之“无底线”、“超想象”，读来惊心动魄，是难得的好文。还有一篇，出自“乌有之乡”网站，作者张宏良，标题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题“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３周年”，于是“最危险”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但也相当“严峻”，抨击矛头指向“国际垄断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