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征服也好、投降也好，总之这个毛拉怪胎灭亡了，虽然伊朗将复苏其伟大的文明，抑或陷入长期的混乱，尚不得而知，但是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文明冲突”将告一段落，中东曾经的强权“两伊”（伊拉克、伊朗），一世俗一毛拉，皆告飞灰湮灭，则无疑是一个“历史终结”，也无所谓善恶，因为暴力从来是历史的助产士，或称接生婆，几千年如此，评价是事后史家们的论说，今日也不必管它。
一、罗马不亡，哪来欧洲？
这个世界完结过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伦。公元前612年，亚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后，控制黄河流域三个世纪的周室东迁，天下大乱。在西方，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终结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续了三十个王朝的古埃及，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希腊世界，同时灭于罗马人之手。公元五世纪前后，黑白匈奴大泛滥，古典世界濒于坍塌，西罗马倾覆，中国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灭亡——每一次崩溃，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后又总有更灿烂的文明涌现。
一九八九年那场血光之灾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大崩溃的恐惧，仿佛没有其他更乐观的看法。邓小平说，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就会崩溃，亚洲就会混乱。知识菁英们说，中国一旦失去权威，就会重新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东欧或苏联的解体说故事，极言其后果不堪。这一来，中国老百性吓住了，他们说，算了吧，闹个兵荒马乱，还不是咱们当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颇相信此类“崩溃”说。
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冷静分析，不如说是某种强迫性的历史记忆使然，它们大概包括：世界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黑暗中世纪）、近代的（大清帝国崩溃后的军阀割据）以及东欧共产体制消亡后的乱局。中国人一时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这些历史记忆互相吓唬。难怪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B I Schwartz），在一九九〇年夏天的一个讨论会上叹道：传统中国的政治总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现其他的选择（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维持天下不乱，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种政治形态的可能性。换一种思路去对付那种令人窒息的预设的“崩溃”说，或许有柳暗花明之感。
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终结”。开宗明义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演讲前，布朗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大结构控制力可疑
布朗说，把罗马的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文化分开来看，这是皮伦的一大贡献。皮伦并不觉得罗马政治结构的终结有那么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个生态单位，是罗马网络的中心，有如中国的长江和运河。地中海交通快捷，从罗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陆路却要一个月，而且运费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罗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实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兰海军攻占亚力山大里亚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罗马帝国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罗马的灭亡，是一种生态的灭亡。
然而，皮伦又指出，正因为“地中海生态”消失了，昔日帝国的贸易和税收不覆存在，西欧君主们只有靠土地的税收来维持财政，农民只依附地主，职业军队没有了，世界统一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才逼出一个封建主义。
我不知道，皮伦的这种“分离法”能否用于中国历史。我只知道，虽然我们颇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而苦恼，其实我们压根儿没有真正“封建”过。大概，不是因为封建制而漫长，恰恰因为没有封建制而漫长。漫长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罗马式的那种大的政治结构？金观涛先生曾有“超稳定结构”之说，然而，果真有“超稳定”的东西，那不会是政治结构，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按照皮伦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说中国社会高度整合不易转型，说中国不整合不统一便没有现代化可言，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权威就会“飞灰烟灭”，大约都是神话。
我想，罗马的政治结构，又何尚不是一种生态现象呢？帝国体制的功能，集中于征服世界，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不列颠，这样大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怀疑的。帝国在其漫长的边境驻扎大量常备军，沿英格兰北部、莱因河甚至北非，都筑起永久性的壁垒，颇象中国的长城。但所谓的“罗马世界”，其内部另有一个看不见的疆界，仅仅环绕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巴格达很近而不列颠很遥远。布朗教授说他在北英格兰看到古罗马的“长城”时就想，罗马人的生活多么乏味呀，如果它不灭亡，我们就没有阿瑟王的故事，没有后来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从北非出土的罗马庄园，已经有很高的墙，显示对周围有很大控制力，庄园主俨然一个小皇帝，只是为了享受繁华才去罗马。后来，他们都呆在自己庄园里不去罗马。罗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罗马退出历史以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从此变成比较小的单位。帝国式的结构，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单位相对小而分散，有竞争，人的生存状态，也多元一些。这是帝国终结的一大意义。那些处在边陲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他们的心态，比较容易超越那种大罗马情结。欧洲中世纪，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大一统的结构。众口一词的“黑暗中世纪”，其实也大值得怀疑。君不见，巴黎的圣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时的杰作。即使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终于打出一个洛克所说的“容忍”，打出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妥协，神归神，人归人，奠定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基础。
二、西方凭什么：文明比较学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6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河殇》中已经说到汤因比，他是现代史家中长程宏观历史、文化类型研究的开拓者，建树了一套文明“四阶段”说，即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统一”、“宗教”而成长，再由于统治者的蜕变而衰落，最后在“蛮族”冲击下解体、灭亡。这一路的研究并无长足发展，可能是因为史学越来越趋于精专细微之风。
2010年《西方凭什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出版，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专业是古典文学和历史考古，所以此书才能汪洋肆意。中国译本作《西方将主宰多久》。此作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设问：东西方交替领先落后作何解？作者的写法相当逗乐，不仅耍很多历史小典故的倒装错置，也要在“长期决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之间折衷取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