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场目的不明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似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让“知识青年”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的再教育，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那么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有一种解释说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是一项持久的政策，不仅仅是1966年在城镇中学的六届中学生全部要上山下乡，而且后面的每一届中学生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可是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这个政策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先是中学生毕业生中说的大部分进工厂，只有一小部分上山下乡。再后来中学生毕业生中进工厂的比例越来越大，人上山下乡的比例越来越小。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高考的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就终止了。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是一个持久的政策，而只是一种应急的政策，这种反修防修的目的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解释说是为了惩罚这些不听话的红卫兵。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逆反心理，引诱、纵容红卫兵进行暴力革命，抄家砸四旧，游街批斗，打击政治上的对手，为他重新夺回权力做出了贡献。虽然在这过程中发生异化，但是敢不站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红卫兵依然是少之又少。套用毛泽东的分析方法，最多只有百分之五的青年学生不听从毛泽东的指挥棒。那也不能为了惩罚这百分之五的不听话的青年学生，而让百分之九十五的毛粉一起跟着受罪。这不成了“打击一小撮，得罪一大片”吗？
第三种解释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把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用大红花敲锣打鼓到送到农村去，让他们自食其力，这样就掩盖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其实，从当时发表的经济数据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以每年百分之七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城镇工业，特别是五小工业，发展得很快。大批工厂人员缺乏，需要从农村招收农民工和临时工。如果毛泽东、周恩来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那就说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管理水平实在是太低了。采用多渠道分流可能是更好的办法。
好多年以前，北京知青办过一个摄影展览。一对返城的知青夫妇带着他们的独生子去参观这个展览，让小孩也接受一点教育，更加能理解父母。这位小孩问爹妈：“都说农村这么苦那么苦，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啊？不能去练摊啊？”这对知青夫妇无语回答。应该说，这个小孩子提出了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行方法。这个小孩的水平比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管理水平还高。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当年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费了大量的投资，平均每个知识青年的投资额为四位数人民币。四位数人民币，最少也有1000元。当年上海学徒工的工资第一年是17.8元，第二年是19.8元，第三年是21.8元，最少投资的1000元是上海学徒工50个月的工资。如果把这四位数的投资额分给每一个必须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无论他们是去练摊也好，还是去拉人力车，还是去蹬三轮车，没有一个会在城里吃闲饭的。
笔者插队的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第二生产小队，1969年的秋天多雨，而且霜冻来得早，粮食收成不好，但是征粮任务不减，一个整劳力每天十个工分的收入为0.35元人民币。1969年笔者全部收入为400斤毛粮和38元现金。生产小队的副队长对知青说：“想回杭州，喝西北风都没有。”记得当年回杭州的来回火车票也正好是38元人民币，还缺少来回汽车票6元人民币。所以，上山下乡并不能为每个知识青年提供一个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位置。无论毛泽东、周恩来为每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投资了多少钱，这个投资的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真的让知识青年去练摊，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