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晚上9时左右，许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进入广场，但可以离开广场。当时，我还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上只有当天送来的11个花圈（4月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只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纪念碑上有一首《告别》的诗。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写进书中。我是9时10分左右离开广场的。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89年“清场”死伤成千上万
1989年6月3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张伯笠是校长，我和刘宾雁被聘为“名誉校长”。当天傍晚7时多，我在家中听到与1976年要求市民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类似的电视广播，当我接到赵瑜电话后，我立即奔赴天安门广场。想到1976年“清场”的情况，感到会有“危险”，但完全想不到会有“大屠杀”。
晚10时，张伯笠主持“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我在开幕式上作了半小时演说，作为“第一讲”。我主要讲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含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天安门广场有逾十万人。远处的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但天安门广场听不到枪声。我在演说后，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因“民主大学”周围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10时半左右，我和高皋通过拆开大帐篷的缝隙，从帐篷后面离开了人群。有几个人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危险，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家中。1989年时，我家已搬到建国门内东总布胡同。6月4日凌晨1-2时，被持续、密集的枪声警醒。我们马上到14层的阳台看长安街，才知道发生了大屠杀。
事后知道的情况是：1989年6月3日下午，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陈希同、罗干、杨白冰、刘华清、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等开会。李鹏说：“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今晚，我们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在许多与会者发言后，李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从6月3日10时15分至6月4日凌晨“清场”结束天安门广场反复播放的“紧急通告”，就是李鹏的这些话。在这次会上，杨尚昆还传达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按照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记述，“六四”清场事实上是从6月3日开始的。6月3日下午3时多，陆军第40集团军从首都机场由东北向西南进发。下午5时，空军第15空降军从南苑机场出发，由南向北进发。晚上8时，陆军38集团军从北京西边的万寿路向东进发。陆军39集团军从北京东郊由东向西进发。此外，还有多个集团军按照规定时间从丰台、从沙河机场等地出发。所有这些部队的目标是一个——天安门广场。在这些部队中，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最坚决执行了邓小平、李鹏的命令。陆军38集团军加上所属的坦克部队，共一万五千多人，从万寿路，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六部口，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空军第15空降军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珠市口、前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们以坦克、装甲车和机枪扫荡开路，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6月4日凌晨1时半，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差不多同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队伍亦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预定位置。在戒严部队强行推进的过程中，数千人包括家居百姓被枪弹、流弹击毙击伤。面对横冲直撞的坦克和军车，面对疯狂的屠杀，满腔愤怒的老百姓不畏强暴用砖头石块敲砸军车，竭尽全力地反抗。青年王维林只身阻挡在北京饭店前行进着的一列坦克前，要求戒严战士放下屠刀；市民自发地用可能的工具把血肉模糊的死伤平民送往医院救治。愤怒的吼声响彻天地，枪声间歇时年青人还奋不顾身地向军车冲去，得到的虽然是机枪扫射和催泪瓦斯的回应，但是，秉持正义、遍布街区的人们不畏强暴、阻挡军车，用血肉之躯阻止戒严部队暴行。怎奈，抵挡不住在炮弹掩护下的坦克、装甲车长驱直入驶向天安门广场，并运载了数以万计的兵士排放在长安街上。
6月4日凌晨1时半至2时，戒严部队已封锁、包围广场，这时，广场上大约有1万多人。天安门广场上空反复播放着“紧急通告”，声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一些人离开了广场，大部分人被逼到了纪念碑四周。在广场的学生领袖有柴玲、李录、封从德、马少方、邵江、周峰锁、梁擎暾、吴仁华、张志清和6月2日绝食的刘晓波、候德健、高新、周舵4位知识份子。有人写好遗书，广场上大家高唱国际歌，决心与广场共存亡。
凌晨3时左右，人大会堂方向的枪声离纪念碑越来越近，间中还有催泪弹落下，参与绝食的4个人决定为大家活着撤离广场作努力。他们劝说学生工人把纪念碑上看起来疑似武器的东西捣毁，并以照片留档，以表明和平非暴力。然后，由侯德健、周舵出面，与广场指挥官斡旋。几经交涉，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从东南方向撤离。
4时，天安门广场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4时30分，发出最后清场信号。一串红色信号弹升向天空，华灯全部启开，整个广场尤如白昼。
大群身着迷彩装面戴防毒罩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大会堂方向冲了出来，朝前方扫射。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大会堂东南部聚集着的民众高喊“回去！回去！‘换来的却是更密集的枪声，怒斥声像山洪爆发一样从人群中倾泻而出。广场上的学生在枪声和棍棒的要狭下，排着队，打着旗，向广场东南方向撤退。
5时半左右，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全部撤离广场，“清场”任务达成。到6时左右，天安门广场的各个路口全都被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的人墙堵住。各方军队全面出动，一批持棍士兵在珠市口乱棍猛打学生市民。从东边高速驶往天安门城楼的6架坦克和10余辆装满士气的军车一路开枪扫射。7时，3辆坦克在西长安街驱赶正向学校撤退的学生时，在六部口自行车道上压死了11名学生，9人受伤。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为了救一同学，被碾断双腿。
6月4日7时至11时，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据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透露，大火烧裂了40条花岗岩纪念碑台阶，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桧柏。纪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装甲车上的大兵向围观人群发射催泪瓦撕，地面上的大兵冲喊着殴打市民；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主要街口都有戒严兵士层层封锁，无论什么人，什么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线，便遭乱枪射杀。
六四这一天，绝大多数商店闭门罢市；大学校园里哀乐回荡。新闻媒体虽被军管，但崁在心底的良知与正义让从业人员克尽职守。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杜宪和薛飞身着黑装用悲切地嗓音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人民日报》没有发自己的社论，却用醒目的版面报导了《北京这一夜》：“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为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邓小平调集了18万军队进驻北京，动用了机枪、坦克。参加“清场”的士兵远远超过了广场上学生人数。“六四”大屠杀造成了数千人至上万人伤亡。据“六四”后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2006年公布的调查资料，在“六四”事件中，无辜遭受枪杀的、有名有姓的学生和市民就有186名。无名无姓的死难者更多。“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所到的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体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400具以上。”据封从德“六四档案”说，“六四”死亡人数当在3000以上应无疑问。据美国《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报导，杨尚昆在一次宴客时就说“六四”死亡人数就逾6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