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场”后的“清查运动”对比
我在《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用一节《大搜捕、大追查》对1976年“清场”后的“清查运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也记述了4月5日后被捕人的名单。我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说一点，与1989年“六四”后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到1989年6月30日，仅北京抓的所谓“暴乱分子”就有1103人。全国取缔所谓“非法组织”515个，拘捕4386人。
两次“天安门清场”后果对比
1976年的“清场”是抓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没有屠杀，当天也未死人。1976年镇压“天安门运动”，由于不得人心，为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准备了条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以外，影响有限。
如果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大事的话，那幺，可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场”是长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影响到东欧的变化。美国、法国、西德、瑞典、丹麦、欧洲共同体、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
“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邓小平的“南巡”，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在世界大潮前，中国主动放弃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
为两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出力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一直为“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努力。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要否定“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定的性”也要改变。197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双重真理学说》的发言。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对这次会议和我的发言作了报导。
7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作了《三个法庭》的发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实践》。我在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以跨越时空的“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访问了17世纪义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这篇文章借“实践法庭”法官的口，对“天安门四五运动”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文章说：“当四人帮用‘宗教法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进行判决的时候，人民却用‘实践法庭’最终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这篇“幻想小说”还谈到，记者在法官四十二层楼办公室的阳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正义路”，有一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也可参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时代的飞行》），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北京在那里建了一个同样是“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的“鸟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