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声福为严家祺《三个法庭》绘制的连环画封面
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愿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也发出了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呼声。不过，《三个法庭》中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在中国的报纸上第一次发表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赞扬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的1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派与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人经过一年多有进有退的较量，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第二天，进行分组讨论。谭震林、付崇碧、李昌、陈再道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三天，陈云在小组会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吕正操等也在小组会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陈云发言后一两天内，在叶剑英的推动下，华国锋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布置，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闭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从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消息中的一些话摘录出来，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标题，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实际上公开宣布“天安门事件”平反。
从我家到于光远家只有步行三分钟距离。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门广场的诗词抄下来几首，读给于光远听，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上烧掉我抄写的纸片。于光远也多次来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远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胡绩伟、杨西光是与于光远商量后，得到于光远的支持后才决定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了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为388位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应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实际上，许多单位仍以各种借口给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为“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传，上海宗福先创作的反映“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后，于11月15日开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
《人民日报》还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主编的《天安门诗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呐喊》，并选刊了天安门诗文。
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关系密切的几个中青年记者、编辑为澄清事实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写、署名本报记者的长文《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赢得了读者巨大共鸣。
《中国青年报》则于11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文章说，“四五运动”的爆发，“是人民普遍觉悟的结果”，说明“中华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接着，一直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奔走呼号和积极做准备的人，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奉献给了社会：1979年初，吴鹏和王正义和我编辑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继之，《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文选》、《心碑》出版了。记叙“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四五运动”记实》、《伟大的“四五运动”》（陈子明、王军涛等着）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经写好《“四五运动”记实》8万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间，我写的《能源》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是这样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范用十分友好地对我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运动”记实》，因为篇幅太小，我请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一起，把书扩充到14万字，于1979年4月出版，发行8万册。这是当时最完整记录“天安门事件”的书。正因为《“四五运动”记实》的出版，才促使高皋开始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发行150万册），其中详细记述了“天安门事件”。
全国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许多混乱来源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正义标准，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并不存在“暴乱”。连这样影响到“最高权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闭着眼睛，不问是非，硬说发生了“暴乱”，那全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吗？只有象1979年那样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恢复正义，才能在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才得以推进的。只有有了“正义”的标准，人心顺，道德行为才能广泛传播，社会公正才能确立起来。
我在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努力时，胡锦涛只是一心为了从甘肃调回北京而努力。1983年到1986年，我与胡锦涛同时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任职，胡锦涛是“主席”，我是“常委”。我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理论务虚会简报1979年2月4日》）。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开除出了共产党、开除了工职，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当年，胡锦涛只为了回北京，今天，他大权在握，竟竭力阻止“天安门事件”翻案、阻止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不信，“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能够永远掩盖！我不信，“六四受难者”要永远流血流泪！我不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会永远没有正义！
（香港《前哨》月刊2009年5月号，写于200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