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因为书写本身就是抗秦的一种形式。被驱逐的人不能回到现场，他能做的事，就是用笔把现场的真相带到那个现场的封锁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个动作的政治效力，正在于它打破了极权对“叙事权”的垄断。
我在2020年7月18日离开香港，到2023年从英国辗转来到台湾，至今每天用繁体中文与英文写作。我写《我城存殁》、《山城沧桑》、《香港已死？》等书；写香港的中文大学如何变成不能说真话的中文大学、尖锐批评中文大学现任校长卢煜明的公开信。每一篇都是公开署名文章，都会被中共与港府的监控机器读到。
这个动作是什么？这就是抗秦。
罗世宏把“离开香港”与“不抗秦”划上等号，是把抗秦的形式单一化为“肉身留在原地”。在这个逻辑下，1970年代我在德国认识的台湾朋友、廖文毅、史明、汤玛斯．曼、索尔仁尼琴、米沃什、郑义、廖亦武，全都成了“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这个结论显然荒谬。
再进一步。罗世宏把“我离开香港”与“龙应台在台湾安全位置发言”放在同一个伦理天秤上，要说明两者都是“风险外部化”。这个并置本身就有问题。
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言论空间迅速崩塌，作者在那一年7月18日离开香港。图片取自香港警察脸书
我离开香港不是论述选择，是政治被迫。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言论空间迅速崩塌。我在那一年7月18日离开，是因为留下继续写这些文章，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势力罪”起诉。我的离开是流亡，不是退路。流亡与退路的差别，是流亡者没有回去的选项，退路是随时可以再回到安全位置的备案。
龙应台不是流亡者。她在台湾有家、读者、版税、讲演邀请、出版社、《纽约时报》专栏管道。她的位置不是被迫的离开，是主动的存在。被迫流亡与主动论述，这两种位置不能在同一个伦理天秤上对比。罗世宏的并置抹去了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三、什么是“秦”？罗世宏的承认
“避秦”这个典故，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秦在中国思想史里，指的是并吞六国、焚书坑儒、实施极权统治的秦帝国。“避秦”的意思是逃离极权的统治；“抗秦”则是抵抗它；至于“迎秦”，这个词是我用来指那种主动向秦递橄榄枝、把秦预设为可对话对象的论述位置。
这套词语在2026年的台海语境里，当然有特定的所指。
“秦”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罗世宏自己已经给出。他在指控我“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的时候，他用“秦”这个词描述的对象是什么？是国民党吗？显然不是。我离开香港不是因为国民党；台湾面对的“抗秦代价”也不是国民党。
“秦”在罗世宏这段论述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当今的中共独裁政权。这是他自己使用这个词时隐含的对象。他没有明说，但必须这样使用，指控才能成立。
这个隐含的承认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承认“秦”就是中共，那就意味着罗世宏自己接受了下列事实：中共政权是一个极权体制；它对台湾构成压迫性威胁；台湾面对它有“抗”或“不抗”的选择；流亡者离开的“秦国”与台湾面对的“秦国”是同一个对象。
这个承认从根本上瓦解了他自己对龙应台的辩护。如果“秦”是中共，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我是否避秦”、“台湾人是否该抗秦”这种伦理层次的指责，而变成更尖锐的问题：当对话的另一方是一个真正的“秦”、是一个焚书坑儒的极权体制时，“谦卑”、“和解”、“以时间软化”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我〈为什么我不能“谦卑”〉一文的核心问题。罗世宏用“秦”这个词反驳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站在我的论述位置上，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四、迎秦：肉身与论述的朝向
区分清楚“避秦”与“抗秦”的关系，理清“秦”的所指之后，现在可以追问：什么是“迎秦”？
迎秦者与避秦者的关键差别，不在肉身位置，在于论述的朝向。
避秦者背对着秦的方向，继续写、说、揭露秦的暴力。他的肉身可以离开秦的领土，但书写朝向是面向秦的暴力本身，要求把秦的真相让世界看见。
迎秦者面向着秦的方向，要求自己这一边的人“谦卑”、“和解”、“以某种方式与大陆对话”。他的肉身可以留在台湾、留在自由社会，但论述朝向是要求自己这一边调整、放软、收敛，希望这个调整能让秦产生善意的回应。
龙应台的位置就是后者。
看她这几年做了什么。2025年4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13]，告诉国际社会台湾应该调整其对抗中共的姿态。2025年9月在《天下杂志》发表〈除了“兵推”更要“和平推”〉[14]，把“和平推”提升为与“兵推”对等的战略选项，预设两岸是两个对等的、都需要降温的冲突方。2026年4月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发表“当战争不结束”演讲[15]，用“白骨视角”抹平国共内战的政治责任。她在2025台北国际和平论坛开幕说“没有国防就没有生存机会”[16]，但她整套论述的重心从来不在防卫，而在“谦卑”、“和解”、“对话机制”、“以时间软化僵硬的意识形态”。
这些动作的共同朝向是什么？是要求台湾这一边调整、放软、收敛、降温，希望这个调整能让中共产生善意回应。这就是迎秦。
迎秦者不必避秦，她甚至可以肉身就在台湾，继续写她的凤梨田与太平洋岸。她的位置在物理上完全没有“离开”。但她论述的朝向，是面向中共那个方向、要求台湾社会调整自己的方向。
“谦卑”二字不是我塞进龙应台口中的稻草人，是龙应台自己用过的关键词。夏珍2025年9月19日于《风传媒》发表的〈兵推打不赢，和平推不动：龙应台的浪漫与焦虑〉一文中[17]，明白写道：“她的‘谦卑’不是冲着台湾，而是冲着强者：中国大陆。”夏珍是同情龙应台、为她辩护的评论者，她的转述没有理由扭曲。
问题在于：龙应台的“谦卑”如果冲着北京，物理上能不能抵达北京？答案是抵达不了。她的书在大陆禁书十七年，她的文章在大陆不能刊登，她的讲座在大陆不可能举行。实际吸收这个“谦卑”讯息、有可能因此调整自己政策方向的读者群，只能是台湾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