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及前系主任、中大通识教育前主任。现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学人
迎秦者与避秦者的关键差别，不在肉身位置，在于论述的朝向。图片取自镜周刊
罗世宏教授就我〈为什么我不能“谦卑”：回应龙应台的“白骨和平论”〉一文[1]，先后发表了两篇长文反驳，分别是2026年5月19日的“之一”与5月20日的“之二”[2]。对于他两篇文章中关于德国护照、发言位置、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等较为技术性的指控，我不打算逐点回应；读者若愿意对读两篇原文，自可作出判断。
这篇文章要处理的，是罗世宏论述真正的关键概念，也是他自己使用、但未深思的概念：“秦国”。
罗世宏指控我“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这个指控建立在一个对“秦”的特定理解上。但当我们仔细追问“什么是秦”、“谁在避、谁在抗、谁在迎”，整个论述场域就会清楚起来。本文围绕避秦、抗秦、迎秦这三个动词展开。
一、避秦：一九七○年代的德国
让我从一个个人经验开始。上世纪1970年代我赴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攻读现象学博士。那是台湾戒严体制最严密的年代，《惩治叛乱条例》与《刑法》第一百条仍在运作；国民党政府对海外异议学生实施“黑名单”制度，禁止特定人士返台。欧洲、特别是德国，是当时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在弗莱堡，我认识了几位台湾留学生。他们不是国民党派来，而是政治难民意义上的避秦者；他们避的是国民党威权之秦[3]。他们大多是台独运动者，有些参与了台湾独立建国联盟（WUFI）的欧洲支部[4]，从事政治宣传、组织串连、出版工作。他们留学德国的同时，把生命投入到推翻国民党威权体制这件事上。
这群朋友里，有一位特别令我难忘。他研究做得很好，论文题目选定了，资料也读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肯动笔。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完成论文？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论文写完，学位拿到了，我就必须离开德国。但是，我没有家可以回。
这句话我记了四十多年。
无家可归。这是避秦者最根本的存在处境。他的肉身可以离开秦的领土，但他的家就在秦的领土上。离开了秦，就无家可回。回去等着他的，是黑名单、警总、《惩治叛乱条例》下的审讯与监禁。
这位朋友后来如何？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联络。台湾黑名单要等到1987年戒严解除、1992年《刑法》第一百条修正之后才陆续解除[5]。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他选择了拖延毕业，这是他能够合法留在德国、不被遣返的少数方式之一。学术生涯被政治处境扭曲，这本身就是“秦”的具体后果。
在这群避秦的台湾朋友身上，我看见了流亡知识人最古典的处境：他们离开了现场，但他们从未停止抗秦。读书是抗秦，研究是抗秦，写作是抗秦，组织活动是抗秦。欧洲的台湾留学生在西德、瑞士、瑞典各地创办刊物、举办论坛、串连欧洲议会的人权组织、写信给欧洲报纸、与东德边境另一边的异议网络接触。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台湾戒严体制的真相带到那个体制的封锁无法触及的地方。
这就是抗秦。这个传统在华人世界已有一段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廖文毅、王育德、史明等人就已在香港、东京建立流亡组织，史明在日本流亡了41年[6]。他们的肉身都离开了秦的领土，但他们的书写、组织、见证从未停止。没有人会说他们“避了秦却要别人抗秦”。
二、抗秦：书写即抗秦
罗世宏的核心指控是：“他是一个已经离开‘秦国’的人，却要求别人抵抗‘秦国’。他自己避的是香港之秦，而他要求挺身抗秦的，则是台湾的2300万人。”他把这个对比称为“伦理矛盾”，与我对龙应台的指控“在结构上几乎是完全等同的”。[7]
这段话似乎写得有力，但内藏一个根本的范畴错误。
这个错误的关键在于：罗世宏把“抗秦”狭隘理解为单一的定义，即肉身留在秦的领土上、承担军事或镇压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离开现场的人都自动成为“避秦者”，他们对局势的任何发言都带有“要求别人代为承担”的伦理瑕疵。
这个定义错了。
“避秦”与“抗秦”不是互斥的两件事。一个被迫离开现场的人，如果继续书写、出版、见证、揭露，他的朝向仍然是面对秦、揭露秦、抵抗秦的话语权垄断。书写即抗秦。这是流亡知识人最古典的位置。
汤玛斯．曼1938年离开德国经瑞士流亡至美国，先居普林斯顿，1942年迁洛杉矶 Pacific Palisades；自1940年10月起至1945年5月，透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听众！》（Deutsche Hörer!）系列广播，每月对德国本土播送反纳粹演说，前后55次[8]。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驱逐至西德，后迁苏黎世，1976年定居美国佛蒙特州 Cavendish达18年；《古拉格群岛》于1973至1975年在巴黎出版，向全世界揭露苏联劳改营体系[9]。米沃什1951年于巴黎请求政治庇护，在巴黎流亡期间用波兰文写成《被禁锢的心灵》，1953年出版，剖析极权如何收编知识人的灵魂[10]。郑义从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于漫长逃亡途中完成《红色纪念碑》，揭露文革广西大屠杀与人吃人事件，1993年于台湾首版[11]。廖亦武2011年自中国偷渡至德国，在柏林继续写六四回忆录与中国底层见证[12]。没有人会说他们“避了极权却要别人抗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