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变了很多，”他望向远处，眼神因那段记忆而变得恍惚，”化疗让她掉光了头发。她从前有一头那么漂亮的黑发……”他停顿了一下，”我很难过，但至少，我见到了她。”
有一个人，敏辛没能来得及道别，那是他的父亲吴觉丹——1997年敏辛出逃泰国几个月后，他便因心脏病离世了。
“他是我的榜样，”敏辛声音里的痛楚听来真实而深沉，”我知道，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我——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做广播节目、在伯克利读书，他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他一直希望我们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可这一切，他一眼也没能看到。”
此刻，身处距故乡八千英里之外，敏辛正在美国排名最高的公立大学攻读亚洲研究硕士学位。他持有绿卡，定期为《远东经济评论》和《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并奔走于美国各地及欧洲，为缅甸民主运动发声。
他甚至和女友西尔维娅一起现场观看了麦当娜的演唱会。”太精彩了，”他大笑着回忆，西尔维娅同样是缅甸人，在硅谷从事硬件工程师工作。两人在弗里蒙特附近共享一套温馨的小公寓，铺着白色厚地毯，书房里堆满书籍，还有一座微型佛龛和一幅昂山素季的画像挂在墙上。
然而，尽管谈到在美国的生活时，他脸上笑意真诚，敏辛内心深处始终背负着一份沉重的担子。
“那种内疚感……很难消除，”他缓缓开口，”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当我想到同僚们，想到我哥哥，每当我去泰国，看到那里难民的生活处境……”他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
那些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朋友和兄长穿着缅甸臭名昭著的监狱那件土褐色囚服，膝盖磨破，双颊凹陷，脚踝因那副沉重的铁链而青紫——那是异见人士的命运，那铁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套在脚上，只因他们是异见分子，只因他们为保护敏辛的藏身之处而撒了谎。那些本应落在他身上的折磨，却化作他灵魂永远无法消弭的痛苦。
于是，当敏辛被选为四位青年活动人士之一，出现在一部庆祝纳尔逊·曼德拉生平的MTV纪录片中时，在约翰内斯堡那次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录影访谈里，他向这位南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将内疚感转化为积极的力量的？”
2003年，敏辛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合影
“他的回答是：’你必须时刻将自己与一个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标重新连接起来。’”敏辛引用曼德拉的话，如同一句烂熟于心的咒语，”否则，如果你只盯着眼前，你会非常抑郁的。”他低下头，”那种状态发生过很多次，很多次。”
此刻，敏辛看起来并不抑郁。在伯克利新闻学院的学生们中间——他在那里开设每周一次的亚洲时事研讨课——这个谦逊低调、语声温和的缅甸人随时准备好开怀大笑、喝一杯咖啡、聊上一段。
他是幸运的那一个。他逃出来了。他抵达了梦想之地。
但这样的幸运，代价是什么？
1988年9月一个清爽的夜晚，将近十点，仰光刚刚沉入睡梦。月光映照在瑞德宫大金塔的金色尖顶上，塔内的庭院里，数十名学生活动人士秘密露宿。窄小的街巷间，一个穿白T恤的少年背着一只口袋，挨家挨户地穿梭。
“能给活动家一些米吗？给活动家们的食物？”
门后的男男女女在黑暗中对他微笑。他们面色憔悴，双手粗粝，衬衫上打着补丁。但他们眼中燃烧着希望的光芒。他们塞给他一袋又一袋香米。
“谢谢您，好心人，谢谢！”少年虔诚地低声说，”我向您保证，您一定会得到民主的！我们为您而战！”他们便再度微笑，用祈祷祝福他，然后轻轻关上门。
那时他还小，或许并不完全懂得自己在说什么——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活在持续的恐惧与匮乏之中，任由少数权贵人物摆布，这是错误的，这必须改变。
二十年后，他的认知更加深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远比从前深刻。他知道，缅甸渴望了四十六年的那场变革，不会是干净、简单或容易的。他知道，这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更多的耐心、艰辛与妥协。
但即便如此，他仍在准备。他在准备回去。来到美国，在伯克利求学——这一切不过是他归途上的一个个脚步。当他回去时，他将不再是一个身无长物的逃亡者，也不再是一个被开除出学校的无知闹事者；不再是一个有罪之身，一个罪犯，一个亡命之徒。
不，他要以应有的姿态归来——自信从容，口才出众，学识渊博，身为职业记者、教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生，以及一名美国公民。他将承载着父亲、昂山素季、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英雄人物留给他的遗产；他将在缅甸有所作为，不再以青年时代的鲁莽方式，不再以扩音器和街头口号，而是以他在流亡岁月中日益珍视和尊重的方式——通过新闻与教育。
因为敏辛仍欠缅甸人民一份情。他欠他们那一袋米——而对缅甸人来说，那就是生命本身。
原文：Fighting Peacocks, Burmese Blood| Manal Ahmad
翻译是在 Claude的帮助下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