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小提琴赵文涛老师，出生在东北黑龙江边一个小镇上的一个贫寒人家。他中等身材，眼大如铃，头发微卷，可以留很重的络腮胡的脸永远刮得铁青。今天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俄罗斯或是沙俄犹太人的血统。
据赵老师说，他10岁时一个冬夜里，路过镇上某个有钱人家的门外。有钱人家里热，门窗都开着，窗口有个唱机放着唱片。就这样，赵老师生平第一次听到了唱片里送出的小提琴的声音……按赵老师的话说，那提琴声就此攫取了他的灵魂一生。
可这对于一个10岁的穷孩子，要想拉琴学琴，谈何容易。首先，赵老师家的小镇上根本没有提琴。在他家附近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店铺，为了装点门面，老板在橱窗里面摆了一把小提琴，但琴老板无意出售，所以没有标价——即使有价，对赵老师而言也肯定是是天价，买不起。赵老师求老板能不能把那琴拿出来给他看看。但是老板怕被弄坏，所以连给他看看都不行，怎么求都不行。
少年赵老师太痴迷于那把提琴了。于是，他开始每周几次步行到那个城里去，隔着玻璃看啊，比划啊……老板轰了他几次后，终于也好奇了，问他这是要干嘛。赵老师如实回答说，他是在琢磨它的尺寸，想照葫芦画瓢，自己用木板做一个提琴。
老板终于被这少年的精诚与执着感动了。他让赵老师进了店铺，并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提琴（可还是不许摸）。赵老师走的时候双方谈妥，老板允许第二天让他带一张大纸来，像制鞋匠人做鞋那样，用铅笔把那琴的外形在纸上拓下来，并且画下其他部位的形状作为参考。
就这样，赵老师自己找来了各种材料，按照描画下来的图纸，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失败，终于做出了他的第一把所谓的“提琴”。赵老师对我说，那把琴的背板是平的，面板是三合板做的。“装上琴弦一拉，哈，那根本不是什么琴的声音……”
但是，10岁的赵老师却整天抱着他的那把“提琴”，开始没日没夜地自学起来。
人要是心诚，石头也能绽出花来。终于，赵老师的父亲看见儿子如此执着（也许干脆就是因为那把自制琴的声音太难入耳），总算是勉强挤出了钱给他买了一把廉价的琴。这时，赵老师已经是十二岁的少年，按照后来他经常叹息的说法，已经是太晚了。“四五岁最好。八岁，最晚也得是八岁以前。”
但是，有梦就有动力。少年有梦，动力翻番。那个年代，东三省境内有许多流亡中国的白俄，也就是老毛子，其中有很多提琴高手。赵老师在城里，先是师从于一个中国人。拉到一定程度后，又幸运地找到一个知名的白俄提琴家为师。他以几倍于其他孩子的刻苦努力，拼命练琴，加上他天资聪慧，乐感极好，所以进步迅速。
成年后，赵老师真的练成了专业的提琴手，并且从哈尔滨拉到了北京。我父亲带我去拜他为师的时候，他是北京铁道文工团的副首席。
(2)
赵老师是个非常优秀的提琴老师。
也许是他总在心里遗憾自己起步时的年龄太大，没有能够到达潜力所能及的水准；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学琴的经历，使他不得不比其他家庭条件好的人付出得更多，动的脑子也更多吧，赵老师对如何练琴以及后来如何教琴有很深刻透彻的理解。他在北京城内教提琴的声誉，很快就超过了他在文工团供职的名气。
据赵老师的一个儿子说，他们家里有一架伴奏用的旧钢琴。那些年，每有学生给赵老师学费，他都随手压在钢琴盖下，需用钱时就从下面往外拿，从来也数不清楚有多少钱。据说他教琴最“火”的时候，钢琴盖已经遮盖不住下面厚厚的人民币钞票……
但是，到了1965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候，除了政府发的工资以外，任何其他收入都属非法，都是当局最烦的“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加以取缔。赵老师的学生人数也因此而锐减。不是学生不愿意来，而是赵老师轻易不愿意再收。
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也跟赵老师学过琴的父亲，决定带我去赵老师家拜师。
记得到赵老师家时，是一个初秋的上午。去前我爸爸对我说，赵老师对学生是很出名的严厉，所以我心里是很有一些紧张的。但是见了面，赵老师对我却很和蔼，让我很快就对他有了亲和感。他让我唱了两个歌，又看了看我的手，并夸我的手大，然后就同意了收我为徒，还对喜出望外的我爸爸说，我将是他的关门徒弟。哦，对了，同意收我之前，赵老师还问过我：“你多大了？”我爸爸忙替我说，“八岁，他八岁了。”
关门弟子，通常都是老师最赋予希望的，要打造成最得意的门生。我今天想起来，赵老师那时决定如此“顶风作案”收我为徒，也许是在我身上看见了潜力，也许是看见了他自己的少年时代——也许两者都有。
我练琴其实并不是很刻苦，但是毕竟是年纪小，吸收力强，所以进步很快，赵老师非常高兴。我当时尚属懵懂，但从几年以后，他冲进他的儿子们练琴的那间房间来，看到是我在拉琴时眼里的那种炽热的眼神中，可以窥出他对我曾经寄托过多少的期望——这是后话。
很可惜，练琴才一年多一点时间后，伟大的史无前例就轰轰烈烈地爆发了。西洋音乐成了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面临着灭顶之灾。所有学西洋音乐的人，都怕被人听见自己在“靡靡”，即使是练习曲也都不敢再拉再弹……我的练琴自然也就停止了。
北京西单那个时候有一个委托商行，现在也应该还在。文革开始后，送进那里面最多的东西，就是各种西洋乐器，几千块钱的钢琴，只卖一两百块人民币。提琴，包括一些欧洲大师手工制作的极品，都是白菜价，等于白送。不仅西洋乐，古典民乐也一样遭殃。
那个时期，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广播里以及满大街的高音喇叭里，除了喧天震耳、跺脚打脸式的革命口号歌曲，什么都没有。那是音乐之殇的年代。（顺便说一句，1966年，也正是电影音乐片《音乐之声》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全球范围内如春风雨露般靡靡不绝的时候。）
(3)
轰轰烈烈了一年多之后，知识份子靠边站了，我父亲在家赋闲，问我是否还想接着拉琴，我说想。就这样，我又回来跟赵老师学琴了。
到赵老师家里，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一把让人触目惊心的“提琴”。它有琴头，有指板，琴码，也有贯穿上下的琴弦。但是，它没有琴身。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一寸见方的长条木头。赵老师说，这次是用一把自己家里不是很好的琴，拆掉了琴身改装的，做起来比他少年时代用三合板做的那一把倒是容易了不知多少倍。
记得有一次赵老师用这把“琴”拉了好像是老柴的一段协奏曲。他拉得投入，但是那“琴”发出的声音，比一个蚊子的声音都大不了多少。赵老师跟他家里的人都称这把琴为“无声琴”。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翼翼，并且不时地要给隔壁邻居家送些自己刚做出来的饭菜，搞好关系，生怕人家去告发说赵老师家里传出了音乐之声——靡靡之音。
后来我知道，不光赵老师，还有其他不少拉琴的人家也做过同样的无声琴。
那以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赵老师那里回一次课。那是我拉琴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小孩子，毕竟有时会犯懒。有些时候自觉练琴时间不多，回课的时候不免有些心慌。有几次，我是做好了挨赵老师骂的准备去的。但是他却夸奖我拉得好。也许是他心里知道怎么鼓励一个初学的孩子吧，我不知道。
但是，好景又一次不长。1968年，赵老师所在的单位以及北京所有的文艺单位都接到了通知，要他们全部下放到河北清风店一带，立即启程。
我此生最后一次向我的赵老师回课的那天，他表现得比以前焦虑烦躁，并因为我有某处拉的不尽人意而对我发了脾气，骂了我。但是，在我离开他之前，他缓和了口气，告诉我他是因为对我寄托很大期望，所以才替我着急……我又何尝不是感觉到了临别的恐惧。我哭了。喉咙很堵。我不知道我还能否再见到我的赵老师。我舍不得他走。
但是，赵老师并没有容我儿女情长。他不厌其烦地给我布置了很多作业，并告诉我说，他不会放弃我的，让我好好练琴，他会用通信的方式继续教我拉琴。
是的，您没有看错。用通信的方式。那个年代，不要说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甚至连录音机录音带都没有。
赵老师的信，很快就从清风店寄来了。信中他急切地问我是否练了他给我布置的作业，并反复问我遇到了什么难题。我随便给他回了大约不到两页，说了一些简单的练琴问题。
赵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回的不是一页两页，是整整10页，厚厚的一打纸。信里面，他特别仔细地告诉我，如何才能克服解决我的困难。这样的信件来往，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我写的少，他回得很多……我虽然只是一个屁大孩子，但是也能从他给我写的那些信里面，感受到赵老师那种炽热的期望与关切，开始勉励自己，要好好练琴。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变数。
1969年，西洋乐器突然变“火”了。由于需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国内出现了一股报考部队文艺兵之风。很多亲眼看见1968年的中学生们除了插队毫无其他出路的年轻人，都开始现学现练提琴，要去报考当时最吃香的部队文工团。而我练琴到那时已经有了几年的功底，所以也萌动了去考试的想法。
但是，赵老师对于此事却是特别的反对。他来信反复劝阻我说，人一进入文工团，技术上就不能再进步了。这就好像是一个初学外文不久的人，如果还没有学好就开始随便使用这门外语，结果这个人的发音肯定会永远停留在开始时的错误上。而赵老师对我的期望，是高于文工团水准很多的……他要我当一流的演奏家。
但是，只有12岁的我，出于一些家庭原因以及对虚荣的向往，还是去报考了。这让赵老师非常失望与愤怒。
我考部队文工团是完全另外一个故事，这里只能简单叙述一下。总政、空政、工程兵、铁道兵文工团……过关斩将，每次的业务考试都顺利通过，让我很兴奋，但是每次都不能被录取。最后一次是在海政，业务考官之一是我舅妈在音乐学院时的同学。他不想让我这个半大孩子一次一次地看着自己的希望破灭，就通过我舅妈告诉我，让我别白费劲了，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家里的海外关系，不可能让我被任何单位录取的。
这个真相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心灰意冷，兼之本来就不在身边的赵老师又在生我的气，琴也就此不再拉了。
我与我的赵老师，也就失去了联系。
(4)
但是，我与赵老师家的缘分，不仅止于拉琴练琴上。赵老师的女儿，比我大七八岁，我叫她力力姐姐。我考文艺兵不成后的第二年，我哥哥跟力力姐姐谈上了恋爱，后来还结了婚。这样，我家跟赵老师家成了亲家，自然就恢复了来往。
不过，在这以后两家的交往过程中，已经从清风店返回北京的赵老师每次看见我，都几乎跟没有我这个人一样，非常冷漠，更是绝口不提我拉琴的事情。力力姐姐也是跟赵老师学琴的，她告诉我，赵老师对曾经是自己的学生的“叛变”是零容忍的，因为他认为这些学生伤害了他。这是一种只有师徒之间才会有的微妙感情，对外人而言是不可理喻的。
（除了对“叛变”的零容忍之外，赵老师的白俄式教学理念，也是他对我愤怒有加的原因。他的派系对学琴起步的年龄要求非常之严。赵老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8岁，那时候他就反复说过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而我停下了拉琴，一晃就是两年多，对他而言就是错过了最宝贵的时间，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赵老师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愤怒之深重，在我有一天无意中碰了几下琴之后，让我清楚无比地感受到了。
那天，我跟我父亲和哥哥到赵老师家去。父亲与哥哥在赵老师家单元房的南屋跟他与赵师母说话。我听见他家的三个儿子在北屋里拉琴，就进了北屋。不久，我在三兄弟怂恿之下，也拿起了一把琴拉了几下。
学过乐器的人都知道，人即使是不再练习了，对于音乐的感觉，还是能随着人对于生活的认知与不断自我丰满而增长的。考文艺兵不成后，我虽然不再正式练琴，但是偶尔摸摸还是有的，技术谈不上了，也就是拉一个感觉。而我的感觉，比之我八岁初学时肯定是有了提高，也是当初赵老师收我为徒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老师虽然教他的三个儿子拉琴，但是总说他们的乐感是没有的，所以没有什么前途（赵老师与赵师母都是再婚，三个儿子都不是赵老师亲生的）。我拉了那几下琴后，突然就听见南屋的门被重重地打开，噔噔噔的脚步声中，奔过来一个人，猛地打开北屋的门，急急忙忙向屋里看来……
是赵老师。
赵老师铜铃般的大眼，在屋里的人群中扫过一遍，终于发现拉琴的是我以后，一下子他就愣在那里了，瞪着我，眼里……几乎冒出火来。少许，他什么都没有说，扭头摔门离去。
那是我此生难忘的眼神。
(5)
赵老师50岁那年，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突然摔倒，脑淤血去世。
我自己50岁的时候，朋友借给了我一把大提琴。我开始没有敢碰它，潜意识中的想法还是认为要找到像赵老师那样的专业老师指教才行，否则会“跑偏”。但是后来终于想明白了：我现在既不可能奢想去考什么专业团体，更不是为了什么虚荣，拉琴只是为了自己。于是，就把小时候从赵老师那里学的一点技术改用在大提琴上，这一拉就是五六年。
古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今识尽愁滋味”。大提琴拉的，就是这个“愁滋味”。有时，静夜中我一边拉琴，一边会想起小时候的种种遭遇，想起自己总角少年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与委屈，想起赵老师。
小时候，拉琴一天，能顶现在的10天，但却少不更事，不努力拉。现在年纪大了，拉琴10天，不如少时的一天，但是，我却经常没日没夜地拉，拼命地拉。有时候拉得浑身大汗，仍旧不肯停下。
为什么？
我想，我是在向我的赵老师回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