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份文件的另一处，在列举英王18条罪状的末尾，杰斐逊写道，英王竭力煽动边疆居民，去对付那些"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说他们的作战规则是"不分男女老幼、悉数杀光"。一七六三年，英国王室为缓和与原住民部落的冲突，颁布公告，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划为原住民专属保留地，严禁殖民地民众越界开垦。这道禁令激怒了深度参与西部土地投机的殖民地精英，也挡住了成千上万渴望越界"占地"的白人贫民对"幸福"的追求。把原住民定性为"野蛮人"，在法理上便一举否定了他们作为主权者、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资格，把此后一个多世纪的驱逐、屠杀与领土褫夺，都包装成了"文明战胜野蛮"的进步叙事。直到一九二四年，原住民才被国会承认为公民；他们在部落主权与民事权利上的诉讼，至今仍未走完。
除了这两处删改，还有一段被大幅削减的文字，杰斐逊原本用极动人的笔触，写下殖民地人民对不列颠"手足"的心碎，那些同胞对殖民地的正义呼声同样充耳不闻，男子气概命令我们从此忘记对他们的旧爱，像对待其余人类一样对待他们：战争中是敌人，和平中是朋友。他甚至惋惜，两个民族本可以共同成为一个自由伟大的整体，可共同的繁荣，似乎低于他们各自的尊严。国会把这整段近乎家书的哀怨删去，用意很清楚：一份想要换来法国、西班牙军事援助与外交承认的主权宣告，不能读起来像一封撒娇哭诉的决裂信，它必须表现得像一个成熟、克制、遵循国际法理的主权者。这份文件因此在同一个下午完成了两件事：它把殖民地人民从"英王的孩子"改造成了"世界的公民"，也把一场私人情感的决裂，打磨成了一份不带一滴眼泪的法律文书。这种克制，后来长期被视为这个国家最珍贵的政治美德，用事实与程序说话，而不是用委屈与愤怒说话。
三
七月四日，历经四天辩论、反复删改的文本终于表决通过。四天后，七月八日，这份文件在费城议会大厅外的广场上，当众向聚集的市民宣读，人群沸腾，欢呼声几乎盖过了教堂的钟声。可没有一个在场者知道，那些让他们热血沸腾的句子出自谁手，国会当时把执笔人的名字压在会议记录的角落里，直到八年后，报纸上才第一次公开披露起草者是杰斐逊。那支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笔，在广场欢呼的那八年里，始终是一个无名之辈。
真正让这份文件超越一份殖民地抗议书的，是杰斐逊在权利清单上把洛克《政府论》里"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三位一体，换成了"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这背后站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一位不算显赫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他把人类权利分成两类，"可转让的"，比如财产、商品、劳动成果，可以经由买卖契约让渡；"不可转让的"，比如生命、人身自由、良知与对幸福的追求，任何契约都无权收回。杰斐逊很清楚，若把"财产"本身也列入不可转让之列，后果不堪设想：任何政府日后想要征税、调节产权，都可能被斥为侵犯自然权利；更致命的是，在一个仍存在奴隶制的语境下，这等于替奴隶主对"人身财产"的占有，盖上一枚自然法层面的永久戳记。用"追求幸福"取代"财产"，杰斐逊把这份立国纲领，从冷冰冰的产权至上主义里解放了出来，政府不再只是洛克式的、看守私产的守夜人，它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道德意图，去创造一个所有公民都能平等追求自我完善与公共福祉的空间。
阿伦特指出，美利坚建国先贤们选择“幸福”一词，绝非指涉私人生活里对感官娱乐或物质财富的消极享乐。这份宣言带给美利坚最伟大的遗产，恰恰是“公共自由”或“参与政治的自由”在革命前，各殖民地内部早已存在着生机勃勃的乡镇会议、代议立法和市民行动，人们在这些公共空间里共同商讨公共事务、分担政治责任，从而体验到一种在私人领域绝无可能获得的尊严与愉悦——即“公共幸福”。因此，《独立宣言》带给美利坚的最大自由，是“作为一个积极公民去共同创建并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自由”。这是一种“开始”的自由，一种打破帝国决定论的因果链条，在历史的虚无中携手确立一个全新世俗共和国的自由。这种自由将人民从被动接受君主恩赐的“臣民”（subjects），系统地重塑为拥有宪政创制权和监督权的“公民”（citizens）。
然而，这一“最大自由”在其历史展开中，必然面对其未兑现之普世承诺的严酷审判。由于建国精英在费城做出的“黑暗妥协”，普世平等自由的修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资产阶级和蓄奴阶层的排他性专利。但也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宣言演变为了美国历史自我纠偏和不断救赎的最高道德法庭。
林肯在十九世纪面临国家解体与奴隶制扩张的终极危机时，正是通过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绕过作为各州妥协产物的《宪法》，直接回溯到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将国家重新定义为“一个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命题的国度”。林肯赋予了宣言一种“救赎性法理”：宣言并非陈述了一个一七七六年已经完成的社会事实，而是设立了一个向后世所有世代开放的、必须通过斗争去不断接近的道德终极目标。此后，从道格拉斯的废奴演讲，到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出“我有一个梦想”的呐喊，黑人民权运动无一不在征调《独立宣言》作为那张美国“尚未兑现的期票”，通过揭示现实的虚伪，来倒逼美利坚自由边界的不断扩展与自我救赎。
这份宣言还有一重身份，长期被主流叙事遮蔽：全球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指出，它诞生之初的核心任务，其实不是向本国人民宣讲人权，而是一份递交给整个欧洲列强体系的"相互依存宣言"。大陆会议心知肚明，十三个殖民地单凭自身，根本打不赢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必须换来法国与西班牙的军事援助；而在当时的国际法体系里，若殖民地仅仅是在争取"英国臣民"的宪法权利，欧洲大国的介入便构成对英国主权的非法干涉。这份宣言首先是一张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俱乐部的入场券，它那层关于天赋人权的道德语言，在当时的欧洲宫廷眼中，不过是包装地缘决裂的一层外衣。十三年后，这层外衣却在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亲历过北美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国大革命后起草法国《人权宣言》时，反复与担任驻法公使的杰斐逊商讨草案，把北美的自然权利话语，系统地带进了那场彻底粉碎欧陆封建特权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