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查阅资料，意外看到有尹达这个人。此人并非名不见经传者，而我却一无所知，可见虽然天天在读书，也难免孤陋寡闻。
66年文革时期，几个飞黄一时的秀才，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过来的红卫兵可说无人不知。但另有一人尹达，与姚等四人同列，却鲜有人知。至少，我就居然完全不知道。
而且，这文化革命小组前后是两个。一个是1964年7月成立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工作不力，方向错误，遭到毛泽东指责。于是在1966年5月28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简称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
其中尹达的排名，位于王关戚和姚文元之前，是因为他资格比姚文元等四人老。尹达曾在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参加考古，1937年去了延安，转而从事马列主义史学研究。
文革前，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名为“史绍宾”（意思是“史学界哨兵”）的写作组，自诩为红色堡垒，专门写文章批判翦伯赞、范文澜等“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尹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召集“史绍宾”写作组撰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长文《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给了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吴晗最后一击。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出，并配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更将其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自此全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
很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历史所的年轻人也贴出大字报，批判已经是文革小组成员的所领导尹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面对来自造反派的批判，自诩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尹达气愤难平，迅速组织反击，将贴他大字报的造反派打成别有用心的阴谋分子，继而再升级为“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对其进行严厉批斗，勒令一个个检讨过关。
7月17日，关锋、戚本禹、曹轶欧、李讷等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到历史所为造反派翻案。关锋、张际春按照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
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后，通过选举产生了“文革小组”，组长傅崇兰，副组长王恩宇，组员有孟祥才、张显清等，负责领导历史所的文化革命。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尹达专案组，搜集整理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尹达过去经常讲他同翦伯赞、范文澜的资产阶级史学观进行斗争，于是专案组决定通过外调，搞清他与翦伯赞、范文澜斗争的真相。8月初，所文革小组派王恩宇、张显清、周绍泉一起找翦伯赞、范文澜进行调查。
三人先到北京大学燕南园翦伯赞家外调，此时翦伯赞已被打倒软禁在家，随时接受批斗。王恩宇向他说明他们是历史所文革小组派来调查尹达问题的，他问翦：“你怎么看尹达这个人？”翦伯赞此时并不清楚尹达的处境，还认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史学界红得发紫的一号大左派。他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将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和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社论《打倒史学界的保皇党》，都是针对他和范文澜来的。所以面对王恩宇的提问，不敢贸然回答，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尹，尹达是史学界的左派……”王恩宇闻听当即打断他的话说：“什么左派？尹达同你一样，也被揪出来了！”
翦伯赞一听，先是一愣，随即就笑出声来，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我说哪，我说哪，解放后，我和他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怎么他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却成了史学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王恩宇问：“尹达经常宣传他代表无产阶级，你代表资产阶级，还说史学界有一个你与吴晗攻击他的‘鸿门宴’，这是怎么回事？”对此，翦伯赞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一段往事。解放后，他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尹达等人，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虽然在不少学术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
50年代末，历史所成立《中国史稿》编写组，到60年代初，《中国史稿》第一册（先秦部分）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将其作为本科生教材。考古专业的学生在使用该教材时发现，他们使用的《中国考古学讲义》中，有许多内容与《中国史稿》一字不差。他们将这种情况反映到系里，认为是教考古的老师抄袭了《中国史稿》的内容而没有注明出处。
翦伯赞作为系主任很重视学生反映的情况，就找来编写讲义的教师核实。这才知道，不是北大历史系的讲义抄袭了《中国史稿》，而是《中国史稿》抄袭了北大历史系的讲义。最明显的证据，是讲义印刷在前，《中国史稿》出版在后。翦伯赞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就将此事告诉了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晗于是邀请郭老、尹达和翦伯赞等人在北京饭店聚会，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洪廷彦也参加了。聚会时，翦伯赞将《中国史稿》抄袭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的事对尹达讲了，要求他查问一下。尹达事前并不知晓此事，当即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回去查问。郭沫若和吴晗都认为此事关乎学风问题，要求尹达认真对待。事情谈完后，大家一起吃了饭，才各自分手。
没想到洪廷彦后来根据这次聚会写了一个材料，送交中宣部，将这次聚会描绘成史学界右派围攻左派的“鸿门宴”。
尹达回到历史所后，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是《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写原始社会部分时，引用了北大讲义中的考古资料而未注明出处。对此，尹达批评了撰稿人忽视学术规范的错误，同时又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翦伯赞借此机会找吴晗、郭老提说此事，完全是小题大做，故意给自己难看。
王恩宇随后问到翦与尹达的关系，翦说过去并无明显矛盾，后来自己被尹达批为资产阶级代表，或许与抄袭事件有关。
接下来，王恩宇三人外调小组又去了范文澜家。因为受到毛主席保护，范文澜在运动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
据范文澜讲，他与尹达共事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两人同在历史研究室工作。1942年整风运动时，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室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的《中国历史》读本。尹达毕业于河南大学史学系，曾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范文澜就安排他撰写“原始社会”部分的内容。但尹达写出的稿子与全书体例不合，范文澜要求他重写。尹达不能接受，一气之下去了《解放日报》。
新政权成立后，两人同在科学院工作，范文澜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尹达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但实际主持工作。两人原本各有各的研究领域，但不知从何时起，尹达将范文澜定为史学界资产阶级的代表，表示两人存在“体系上的分歧”。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成了尹达批判的对象，甚至向中宣部递交材料反映情况。文革一来，尹达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过去的批判进一步公开化，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打倒史学界的保皇党》，就是冲着范文澜来的。文中说范文澜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保皇党。对此，范文澜当着外调小组气愤地反问道：究竟谁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
不知道范文澜此时会不会想，你尹达高喊打倒史学界保皇党的时候，想没想过自己也会落得被打倒的下场。
但尹达对自己被打倒是很不服气的。在一次批斗会上，主持人问尹达怎么理解文化大革命？压抑多日的尹达忍不住大声说：“文化革命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
这句话惹得哄堂大笑，也为尹达招来大祸，造反派认为尹达此言是在诋毁文革，对他采取隔离审查，将其关押在中科院的仓库里。工资停发，只给少许生活费。
1967年春天，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对尹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批判。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一声断喝：将反动学术权威尹达带上来。几个孔武有力的红卫兵，立刻驾起尹达的胳膊，拖到台上，摁倒在地。原来追随尹达的人纷纷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尹达的罪行。
黄巨兴是转得最快的人之一。尹达镇压造反派时，他慷慨激昂地批判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一样”。造反派翻身后，他又飞快地转过来，对尹达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刚”痛加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痛骂“五一六”分子“罪该万死”。到干校以后，每天参加劳动后都要组织学习，谈改造思想的体会。这对大家实在是一份苦差事，天天参加劳动，哪里会天天都有新的体会？而黄巨兴却是天天都有新认识，每每能谈一大套。如割高梁他能从用镰刀谈起，掰棒子他能从辨玉米的成熟程度谈起，挖水沟他能从地形地貌谈起，尽管都是陈词滥调，但他照样能花样翻新。只要有他在，大会小会就冷不了场，因为他总能找到话说。有人私下议论他“爱出风头，满嘴陈词滥调”，但也有人说应该感激他，否则，人人被逼发言，该是多么难受？黄巨兴的善于紧跟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1967年春天，戚本禹让历史所组织人考查一下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和苏联十月革命后，有没有发生类似中国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孟祥才组织黄巨兴、林甘泉、何兆武等人从外文资料中查找，别人一无所获，唯独黄巨兴说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发生过类似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张书生在历史所资料室从事翻译，英语水平很高。他抗战时参加过国军，被授予上尉军衔，担任过团的政治指导员。抗战胜利后他退出了军队，按49后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尹达在历史所镇压造反派的时候，他不发一言，冷眼旁观。造反派平反后，他选择站到造反派一边。他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认为尹达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政客色彩，善于玩弄权术，提醒造反派对尹达不要掉以轻心。
1968年初，受戚本禹支持的历史所文革小组，因王、关、戚先后出事，组长傅崇兰被抓，副组长王恩宇和组员孟祥才等人也成了批斗对象，原本同派的成员都站出来揭发他们的问题。不久开始清查“五一六”分子，孟祥才这些骨干成员都成了嫌疑犯，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直到1974年底才宣布解除羁押。
那几年，历史所的学者们，在纷乱的斗争中，一忽儿东一忽儿西，常常你方斗罢我登场，一个个晕头转向，到头来，全落得遍体鳞伤。
2026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