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蜀永在改写香港历史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动”改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来“平反”的要求。连日来传媒对新展览的评论，很多都突出此点，因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中共对香港政策的一个痛点。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网站上载一篇文章解释他们是如何处理有争议的政治议题。文章说：“志书出版后，专栏作家屈颖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动’，参与者及爱国人士称之为‘反英抗暴’事件，历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动’四个字，是否能概括为事实的全部？对历史的幸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为一部香港重要的编年史，应当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观记述，建议将‘六七暴动’更正为‘六七事件’”。对于屈颖妍的建议，志书编辑部的答复是：“在编修《总述大事记》的过程中编辑团队已经查证，《〈大公报〉百年史》一书中记载了周恩来总理1967年底的总结：一、‘香港群众反对英国人的暴力镇压……错误是在于领导人把事件扩大为一场动乱’；二、香港左派领导人的错误‘是受极左思潮所利用’；三、这次的错误‘香港有责任，北京有责任，主要责任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后著《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一书亦有类似的观点。志书定稿前，编审委员会还曾召开特别会议，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记》主编一致接受书稿有关“六七暴动”的记述。因此，《总述大事记》中采用主流社会惯用的‘六七暴动’，亦在书中写明‘左派则称其为”反英抗暴”’，客观表达不同社会团体的观点[1]”。笔者认为，这个处理方法还算比较客观，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门，人们却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语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会惯用的“六七暴动”不见了！为什么短短几个月之内，刘蜀永本来强调两者并用的表述方式却变成只采纳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难道历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当权者随心所欲地更改吗？刘教授有必要解释自己曾经持有的比较客观的观点为何一夜之间就被自我否定？笔者觉得这件事很值得探讨。
首先，屈颖妍所说的“六七暴动”事件“历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吗？屈小姐作为左派名噪一时的政治打手，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因为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对“六七暴动”持反对态度，只是因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来的祸，中央不能不哑忍而已。从1967年底开始，中央级别的文章就不断否定“六七暴动”，只因屈小姐无知、或知而不愿承认，才会作出“历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谬论。为彻底推翻这些无知的论述，笔者将不厌其烦地从头说一遍。
1/1967年5月27日（即暴动才开始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迫中央上马”、“搞不好会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见吴荻舟《67笔记》5月27日条）。即是说，周恩来担心香港左派搞暴动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1967年12月底，周恩来下令结束暴动，并把香港左派的头头们集中在北京长达两个多月，目的是要他们离开香港，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冷静期结束后，周恩来对他们发表了《大公报百年史》里所记载的周恩来的讲话（见上文），充分说明周恩来对暴动持否定态度。对于周恩来这次讲话，外交部官员马继森在记录此事时还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用到“扣”这个字眼，说明周恩来是用“软禁”左派头头的方式迫使他们“思想转弯”，停止暴动。
3/1972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时再次表明不赞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1978年3月国务院建立新的“港澳办公室”时，召开港澳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暴动是“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后果极其严重”。
5/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动作为大陆“文革”外溢的结果，也理所当然地要被否定。
6/1997年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发表《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版称为《回归的历程》），再一次系统地否定了香港左派发动的“六七暴动”。所以，单是中共官方出版的书刊，就最少有6次明确否定“六七暴动”（见附表）。这些资料有力地驳斥屈颖妍的谰言。除了屈颖妍的无知外，工联会立法局议员郭伟强也以自己的无知展示他的无耻。他说：“五十几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却只听片面之词，争住做反对派只卒？对于各位的能力只限于背诵经过别人筛选过的内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听单声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样，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吗？”身为中共强悍的打手，郭伟强竟然以自己未出世为由拒绝接受历史事实，则左派团队水准之低也就暴露无遗了。
附表：中共历次否定“六七暴动”的主要内容
时间及场合
内容
资料来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
“迫中央上马”、“搞不好会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见吴荻舟《67笔记》5月27日条）
第二次
1967年12月
周恩来总理1967年底的总结：一、“香港群众反对英国人的暴力镇压……错误是在于领导人把事件扩大为一场动乱”；二、香港左派领导人的错误“是受极左思潮所利用”；三、这次的错误“香港有责任，北京有责任，主要责任在北京”。
《〈大公报〉百年史》433-434页
周恩来召见港共领导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弹，这对人民有害，对港英无用；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67-68页，拙作《六七暴动始末》引用见162页
第三次
11月
1972年11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时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367页；《始末》引用见163页
第四次
1978年12月
港澳工作会议，指出：
“1967年香港发生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反英抗暴斗争’中，实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罢工’、武斗，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后果极其严重。”
见《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始末》页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会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全面否定文革，67暴动作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逻辑也应该受到全面否定。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六次
1997年
港澳办副主任李后代表中央作出总结：
“发生于1967年的‘反英抗暴斗争’是建国以来对中央正确方针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冲击和干扰…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在斗争中，不是引导群众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是毫无节制地一味斗下去，致使事态迅速扩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虽然在港英军警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但作为指导这场斗争的思想和路线却是错误的，造成的损失也是严重的。”又说：
“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见李后《回归的历程》页64
《始末》页18
其次，刘蜀永在新展览中，放弃自己曾经坚持的“六七暴动”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还会进一步为这场运动“平反”呢？
自从1997以来，中共香港地下党已经逐步在为“六七暴动”的平反铺路。2002年（回归后不久），政府已经把特区最高勋章“大紫荆”颁布给“六七暴动”的标志性人物杨光（当年“斗委会”主任）。这在当年已经引起香港社会的不安。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为“六七暴动”平反的尝试。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发表，完全尽量淡化“六七暴动”在香港历史上的重要性了。这场被视为香港历史“分水岭”的社会动乱，在《香港志》的综述部分仅仅占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引发的暴动，其规模及历史意义远不及“六七暴动”的，反而用了546字。这种完全违反合理比例的处理手法，目的在于避免触及中共地下党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极左错误（见上引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的话），也在于回避这次动乱引发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从此产生的香港本土意识，这都不是治史者应该有的态度。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试图为“六七暴动”平反的尝试。
2026年经翻新后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就索性直接采用左派的词汇“反英抗暴”。官方从2002年颁大紫荆勋章给杨光开始，到2026年确认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反英抗暴”，特区政府基本上完成了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声不响地部署为“六七暴动”平反外，左派的民间组织也在积极推动平反的工作。篇幅关系对于民间的工作暂时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则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动”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众团体还有些什么平反活动？从而彻底改变我们对香港历史的认知？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程翔：资深传媒人
[1]见《香港志》网页：政治争议事件如何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