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有一种很有趣的争论：某些年轻政治人物到底算不算“社会主义者”，再激进一点，能不能叫“共产党”。
其实这很美国，也很知识分子。房子已经开始冒烟，大家先研究这究竟属于“火灾”，还是“异常高温现象”。
名字并不重要。
一个人每天吃炸鸡、薯条、甜甜圈，最后体重三百磅，你不必先解决他究竟属于“美食爱好者”还是“饮食失调患者”，才可以判断他的血糖大概往哪个方向走。
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天早晨起来向亚当·斯密宣誓。它只有几样很俗气的东西：私人财产属于私人，东西大致由买卖双方定价，一个人愿意投资可以投资，赚了钱大部分归他，赔了钱原则上也由他承担。
这些制度并不高尚，却有一个优点：可以运转。
现在美国一些激进左翼提出的政策，不妨把所有主义的标签撕掉，只问一个问题：它们把决定权交给市场，还是交给政府？
房租太贵，怎么办？
最简单：政府规定房东不准涨。
工资太低，怎么办？
政府规定最低工资继续提高。
医疗太贵，怎么办？
扩大政府支付甚至由政府承担。
富人太有钱，怎么办？
不只收入征税，连已经拥有的财富也可以考虑征税。
住房不足，怎么办？
扩大公共住房。
企业利润太高，怎么办？
加税、管制、限制。
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可以找到一个十分动人的理由。穷人当然需要住房，病人当然应该看病，工人当然希望工资高一点。问题是经济学从来不负责判断愿望是否善良，只负责追问一句令人讨厌的话：
谁付钱？
租金限制得足够低，房客当然高兴；然后有人发现，盖出租房越来越不划算。
工资由法律不断提高，工人当然高兴；然后老板开始减少岗位、提高自动化，或者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财富不断加税，支持者会说亿万富翁仍然吃得起晚饭。这也没错。但资本并不是放在游泳池里供富翁每天跳进去洗澡，它还承担投资、创业和风险。
最有趣的事情于是发生了。
第一次政府干预造成新的问题，解决办法通常不是退回去，而是再干预一次。
房租管制以后房子更少，于是政府要盖房。
人工成本太高企业不愿雇人，于是政府提供补贴。
税负增加投资减少，于是政府提供产业补助。
私人医疗被认为太贵，于是政府扩大支付；政府支出增加，又需要更多税收。
走到后来，你会发现私人企业依然存在，银行也没有挂上镰刀锤子的旗子，华尔街甚至照常开门。
但是经济中的决定权已经一点一点移动。
这才是关键。
一个社会并不需要在星期一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星期二没收工厂，星期三成立人民公社，才算远离自由经济。
现代社会文明得多。
产权还给你，只是越来越多地告诉你怎样使用；公司还是你的，只是工资、价格、雇佣、环保、福利和利润分配越来越由别人规定；钱也还是你的，只是社会不断讨论还有多少应该属于你。
至于这最后叫什么主义，反而是大学政治系可以慢慢研究的问题。
真正应该观察的只有一件事：
每一次争议出现时，他们本能地相信个人和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
如果十次选择有九次都是后者，那么不必急着骂他们共产党。
甚至可以很礼貌。
只需把十年的政策放在桌上，画一条箭头。
看看箭头指向哪里。
名字可以包装，方向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