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舍身取义
特殊年代，王重民同许多“牛鬼蛇神”一起被关押在牛棚中，每天必须按要求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王重民被叫出队伍，先是被狠狠地抽了一耳光，紧接着便是拳打脚踢，将他打倒在地，并惩罚他跪在地上。原因是他竟然用粗糙的手纸书写思想汇报，触怒了看守。当时同样关押在牛棚中的季羡林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对敢于用手纸嘲弄监管者的王重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称赞“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明代思想家李贽成了“评法批儒”中红极一时的“法家”代表。恰在此时，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这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旁人编造的“伪书”。这使得江青大为扫兴，为挽回面子，于是想请版本学权威的北大教授王重民出面提供支持，要王重民重新鉴定。只要王先生说《史纲评要》不是伪书，便可一锤定音。
谁知王重民居然不识时务，鉴定《史纲评要》确系伪书。上面大失所望，要王重民继续研究，希望他服从政治需要，得出《史纲评要》是李贽原作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一根筋的王重民反而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史纲评要》就是一部伪书。
王重民的妻子刘修业后来回忆说，当清华北大“两校”领导拿到这个结论后，曾指着王重民的鼻子发火说：“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的不配合，灾难很快降临头上。
1975年4月15日，北大召开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了王重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会后，系领导专门找他谈话，问他有何感想。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要他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出深刻检查。面对没完没了的骚扰，王重民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来人没想到王重民居然敢于拒绝，便丢下一句“你必须检查”之后，恼羞成怒地走了。
这一夜，王重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告诉家人说要外出散步，就出门去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经过亲人、同事四处寻找，直到深夜，才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妻子刘修业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遗书，遗书上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联想到王重民临走前有意留在书桌上的手表，以及一本《李卓吾评传》，刘修业明白了丈夫决心一死的原因：他不肯在李贽这件事上迎合四人帮的意旨，决心以死明志；当年李贽也是在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陷迫害，自尽而死的。
几年前他被关押牛棚，遭受毒打，罚跪在地，他还能默默忍受，这一次只是开会批判、罚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之中，辩识“古籍版本”的真伪，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学问，更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是他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信仰。要他违心地检查，他毋宁死，也要维护道义的尊严。
二、能屈能伸
1946年，侯仁之被派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三年后，新政权成立前夕，侯仁之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北平，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为全校学生做报告。侯仁之在报告中谈到他的感受时说：“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啊！”
新政权成立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侯仁之不甘置身事外，总在思考自己的学科如何为建设服务。19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1960年代，又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沙漠治理。
还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侯仁之的研究生涯都比较顺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直到文革发生，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才被卷了进去。此前，吴晗曾编过一套历史丛书，侯仁之撰写了其中的《徐霞客传记》，因此成了三家村骨干分子。
那段时间，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气势汹汹地喊叫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有一次召开批斗大会，通知三人参加陪斗。到了现场，三人被赶进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面壁而立。站立中，季羡林听到身旁几声巴掌打脸的声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他以为下面该轮到他了，此时忽然听到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三人立刻分别被两名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台下口号声顿时此伏彼起，震天动地。
不批斗的日子，三人就被关押在牛棚里。侯仁之性格倔强，挨打的时候就多，也打得厉害。妻子张玮瑛为此专门替他缝制了一条老式裤子，裤裆深、腰身高、质地厚，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后腰，不致于在挨打时伤及内脏。
1969年，侯仁之被从牛棚中释放出来，分配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这样描述说：
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条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级台阶。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样要干。
幸亏我身体好啊！有一位工人师傅很善良，老照顾我。冬天快到了，成立了一个野外打柴队。中午不回来，有人给送饭。晚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还得背很重的一大捆柴。工人师傅让大家背柴，那些锅碗瓢勺和饭桶一类的东西就让我挑着，都是空的，不重。我知道他是照顾我，内心很感谢，但是不能说出来。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忽然间对面着火了！隔着一条小河，旷野里没人，冬天都是干草，一着火就烧起来了。大家都跑去救火。我一看从小河趟水过去距离近，大家都从旁边绕，我一个人就从河里趟过去了。结果，我被工宣队批斗了一番！
文革以来，侯仁之经受过无数次批斗，惟有这一次他是心悦诚服充满感激的。那条小河是趟不得的，水里有致人生病的血吸虫，一旦感染可不得了。
从1969年夏天开始，侯仁之经历了近三年的劳动改造。筑堤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育秧、插秧、打场、割稻子，几乎成了全劳动，没有一样不干。但他挺过来了。
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回到了学校。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考察。1980年，69岁的侯仁之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一直活到了102岁。妻子张玮瑛比他小4岁，但晚丈夫两年去世，也活了整整100岁。一对老寿星，两个世纪人。
王重民和侯仁之，两人都是北大教授。面对险境，一个大义凛然，坚守良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个横暴加身，能屈能伸，忍常人之不能忍。两种选择，无高下之分，对错之别，盖为个人选择，同样值得敬重。
2026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