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5日，俄罗斯驻东欧摩尔多瓦大使奥列格·奥泽罗夫（Oleg Ozerov，中）查看摩尔多瓦警方缴获的一架俄罗斯制造的“非洲菊”（Gerbera）无人机。2025年11月26日，这架无人机被展示在摩尔多瓦外交部（MAEIE）入口处的台阶上
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近期在其报告《大规模转运骗局》（The Great Transshipment Scam，08/2026）中详细阐述了中共政权的货物转运架构机制。该报告概述了中国出口商如何利用横跨4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影子转运网络”（shadow transshipment network）规避美国301条款（Section301）关税。出口商通过少量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重新开票以及设立空壳公司等手段来掩盖产品原产地。
除了逃避经济关税外，中共势力还利用这些转运路线来实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允许受限的军民两用技术、工业机械和国防部件绕过全球制裁，向俄罗斯、伊朗和缅甸等当前活跃的军事冲突地区提供物资，同时保持合理的否认态度。
在俄乌战争期间，经由香港、中亚、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地的转运渠道，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输送了大量关键的两用技术。中间商贸易公司购买西方设计、中国制造的技术，篡改货运清单，并重新开具发票，以规避监管，最终将货物交付给俄罗斯国有企业。
据乌克兰对外情报局（Ukrainian Foreign Intelligence）局长奥列格‧伊瓦申科（Oleh Ivashchenko）称，基辅方面已发现中国实体与20家俄罗斯军工企业直接对接的供应链。这些货物包括工具机床、火药、特种化学品、设备、备件和技术文件等，特别是航空领域的相关文件。
解密的执法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和第三国供应商直接向俄罗斯关键国防承包商（例如Orlan侦察无人机的主要生产商SMT-iLogic）提供微电子产品的情况。其它渠道则向俄罗斯海军发动机制造商和军用航空维修站的供应商输送专用机械零部件。
通过这些中间管辖区绕过出口管制，莫斯科填补了关键的技术空白，维持了导弹和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并在持续的国际制裁下维持了其战争努力，每天都给乌克兰平民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同样，伊朗通过遍布亚洲和中东的复杂采购、转运和情报网络来维持其军事生产和作战能力。为了规避国际出口管制和制裁，隶属于伊朗国防与军备后勤部（Ministry of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Logistics，简称MODAFL）的代理人设立临时性空壳公司（主要设在香港），以获取受管制的两用物项，包括微芯片、传感器、制导陀螺仪和发动机部件等。资金结算则依赖于离岸账户和受中国管辖的小型金融机构，这使得相关实体能够在不触发西方SWIFT追踪或合规警报的情况下转移资金。
实物交付依赖于东南亚和中东的转运枢纽和中间自由贸易区，货物在运往伊朗港口（如阿巴斯港/Bandar Abbas）之前，会被重新贴标或根据商品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简称HS）海关编码进行虚假申报。除了无人机电子设备外，这些供应路线还输送关键的化学前体，包括用于固体火箭燃料的大宗高氯酸钠（sodium perchlorate）。除了中国的供应渠道外，德黑兰还与其它伙伴保持着互惠交流，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无人机设计，以换取先进的工业机械和技术支持。
除了零部件供应链之外，伊朗还利用外国商业航天资产来增强军事目标定位和作战情报能力。总部位于中国的地理空间和卫星公司，例如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Chang Guang Satellite Technology，简称CGST，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觅熵科技有限公司（MizarVision，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和地球之眼公司（The Earth Eye，简称TEE，总部位于北京市），向德黑兰提供详细的盟军部队调动和基地设施的空中图像。这些卫星数据直接输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定位系统，进一步扩展了此前向胡塞武装（the Houthis）等代理组织提供的情报支持。
2009年6月24日，河北省保定市，一名男子走过一家工厂的包装好的光电电路板产品
缅甸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共的一些军事和两用技术直接公开地出售给缅甸军政府，而其它零部件和设备则通过类似于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受限物品的中间商网络进行流通。
缅甸政府直接向缅甸输送的物资主要包括重型军械，而军民两用电子产品、无人机部件、电子战系统、原材料和特种弹药则依赖于多层第三方渠道。联合国缅甸问题特别报告员（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Myanmar）和缅甸问题特别咨询委员会（Special Advisory Council for Myanmar）的调查报告记录了中共政权支持的供应商和边境转运枢纽如何为缅甸军政府的国内国防工厂提供物资。陆路补给线经由云南边境口岸运作，而海上和区域转运则依赖于离岸中间商。
为了采购受限物资，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注册的私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实体充当中间采购代理。这些网络与缅甸的裙带公司合作，例如王家顺雷有限公司（Royal Shune Lei Company Limited，总部位于缅甸仰光）和王朝国际（Dynasty International，总部位于香港），这些公司在第三国设立离岸实体，与外国制造商签订合同。军民两用设备、机械和原材料（例如铜、钢和润滑油等）通常以民用商业申报进口，以掩盖其在军政府国防设施中的军事用途。
进口零部件和散件运抵这些国防设施后，会被组装、重新标记或重新涂装，伪装成缅甸本地生产的装备，从而掩盖其外国来源。除了单纯的采购之外，北京还会选择性地开放或限制陆路边境通道，以此对缅甸军政府施加战略影响力，并根据地区稳定、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活动以及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安全状况来调整贸易流量。
尽管北京官方禁止直接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但它却容忍国内商业航天供应商、区域中介和企业幌子公司提供技术和侦察方面的援助。这种安排使北京得以在外交上保持距离；然而，由于中共监管机构仍然拥有阻止这些援助出口所需的监管权，因此这些援助的持续存在表明了国家的默许。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师，在亚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国防议题。
原文：Beyond Tariffs: CCP’s Transshipment Architecture Fueling Global Conflict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