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农业银行A股和H股上市，融资221亿美元，是朱云来的巅峰项目。那一年，中金仅投资银行部门收入就超过5亿美元。
这些数据说明，中金的竞争优势不是网点多，也不是普通投资者多。它最大的优势，是能拿到最大的国企上市项目。
把时间对起来，因果关系已经很清楚：国企上市潮越大，中金收入越高；中金收入越高，管理层分到的钱越多。朱云来的天价收入，不是从海外客户自由竞争中挣来的，主要来自中国国企的改制、上市和交易服务。
国企的资产是谁的？官方说属于全民。国企上市是谁批准的？是党和政府。承销机构由国企管理层选择，上市能否推进，则掌握在监管体系手中。最后，服务这些项目的中金管理层拿走国际投行式的薪酬，而其中收入最高的人，是主管这场改革的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这就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形态。它不需要把国企股份直接送给高官子女，也不需要在办公室里交付现金。只需要把子女放在国家资产流动的关键位置，再宣布他们领取的是“市场化薪酬”。
更有意思的是，中金后来失去大批国企上市项目，业绩很快下降。2011年至2013年，中金净利润分别只有约1.3亿元、3亿元和3.7亿元，行业排名跌到第45、第27和第33。国企上市潮过去，中金的“贵族”光环也迅速褪色。
这再次证明，中金最值钱的资产不是办公室里那些金融模型，而是它在国家权力体系里的位置。朱云来当然会做项目，但给他创造1.29亿元收入的，不只是一份500页的报告，更是别人进不去的关系和入口。
第六章：拿到20%还嫌少
高薪只是中金管理层得到的第一层利益。第二层，是没有出现在正式股东名册里的影子股。
2009年，《华尔街日报》记者看到了一份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时使用的机密文件。文件显示，2004年至2006年，中金向管理层和员工授予了相当于公司20%股权的影子股票。
所谓影子股，不是真正登记在工商资料里的普通股份。持有人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董事会席位，但可以像股东一样分红。中金部分员工用自己的年终奖金认购，然后分享公司利润。公司原本设想，等中金上市时，再把这些影子股转成正式股份，让员工分享公司上市后的升值。
这20%的经济权益从哪里来？它不会凭空出现。管理层多拿，原有股东的经济利益就会被稀释。摩根士丹利名义上仍持有34.3%的股份，但计算影子股以后，它的实际经济权益降到27.4%。
当时摩根士丹利这部分权益估值超过10亿美元。也就是说，一项没有在普通股东名册中出现的内部激励计划，已经可以改变数亿美元利益的归属。
朱云来个人持有多少影子股，公开资料始终没有披露。但《金融时报》把两件事放在同一段写得很清楚：中方管理层已经积累约20%的经济权益；朱云来2007年收入1700万美元。
到了曼谷董事会，中金管理层不是准备收手，而是要求更多。朱云来认为20%太低，管理层持有一半才符合行业惯例。丁玮则质问股东为公司做过什么。
这里必须把“血汗”两个字拆开看。中金员工当然付出了劳动。但这家公司最核心的客户，是由政府决定改制上市的国企；最大股东长期是国有金融机构；它能在成立之初获得特殊政策和市场地位，也来自国家权力。管理层可以要求奖金，却不能把国有平台和政治资源说成自己创造的私产。
影子股还影响了中金上市。一些知情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管理层担心上市后高级员工薪酬必须公开，重大决策还要接受小股东监督。至少一家潜在买家因为管理层不愿上市而退出。
上市意味着两件事：账要公开，权力要受约束。对拿着高薪和影子股的管理层来说，这两件事都不舒服。
2014年10月，朱云来辞去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几个月内，中金清退影子股，随后启动香港上市。2015年的正式招股书，只用一句非常克制的话承认：集团曾经为“部分合资格高级员工”设置激励计划，该计划已于2014年终止。
招股书没有列出持有人，没有说明朱云来持有多少，也没有公布清退金额。曾经相当于公司20%经济权益的计划，到了661页的上市文件里，只剩下一句话。
同一份招股书还披露，2014年中金收入最高的五个人，全年报酬加在一起约7030万元。这个数字甚至只有朱云来2007年个人收入的54%。七年之后，公司五名最高薪人士合计，仍然只相当于朱云来当年一个人的一半。朱云来的1.29亿元不是“中金高管普遍都这么拿”，而是高峰时期最顶端的特殊分配。
这不是一项普通福利，而是一段被上市程序处理掉的利益历史。朱云来离开，影子股终止，中金上市，三个动作紧紧连在一起。中金终于向公众开放账本之前，最敏感的那一页已经先被翻过去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 Tyrone Siu/Reuters
第七章：摩根士丹利也赚了
讲到这里，不能把摩根士丹利写成一个被中国管理层欺负的无辜受害者。
摩根士丹利进入中金，是为了获得中国市场。当时外国投行很难直接开展人民币证券业务，中金给了它一个特殊入口。作为交换，摩根士丹利提供国际投行的制度、技术、人才和品牌，帮助中国国企进入海外资本市场。
中金成立初期，摩根士丹利派出多任高管，但前五任总裁平均任期不到两年。中方团队逐步掌握客户和实际经营。到2000年前后，摩根士丹利已经基本退出日常管理，变成财务投资者；2002年朱云来掌权，中金的控制权完全转向中方。
摩根士丹利对此不满，却没有离开。原因很简单：中金能挣钱。外国资本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这家公司，但只要大型国企继续上市，它仍然可以分享利润和股权升值。
1995年，摩根士丹利为中金股份投入约3700万美元。2010年，它把34.3%的股份卖给TPG、KKR、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大东方人寿，交易价格超过1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随后宣布，仅这次出售就确认约7亿美元税前收益。
投入3700万美元，十五年后退出时获得超过10亿美元交易价值。这不是一笔失败投资。
所以，中金迷局不是中国权贵单方面抢走华尔街的钱，而是双方从一开始就在交换各自最值钱的东西。摩根士丹利提供资本市场工具，中国权力体系提供国企项目和监管准入。外国投行帮助建立一套把国有资产变成证券的机器，权贵家庭则逐步掌握机器。最后双方争吵，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分得更多。
这种合作对普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一边是国企职工在改革中下岗，国有资产被拆分、重组、上市；另一边是帮助国企上市的投行高管按华尔街标准领取奖金。改革的成本由社会承担，最肥厚的金融收益却集中在少数机构和权力家庭手中。
摩根士丹利不关心朱云来是谁的儿子，只要这种关系能带来项目。中金管理层也不反对外国资本，只要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和估值方法能抬高自己的身价。双方语言不同，利益却完全相通。
这也是为什么只骂摩根士丹利，或者只骂朱云来，都解释不了中金。真正需要批判的是一套合作结构：国家权力决定谁拥有机会，外国资本给机会标价，权贵子女坐在中间，把政治优势变成看似合法的商业收入。
第八章：朱云来不是朱家的孤例
如果朱家只有朱云来一个人进入金融行业，还可以把它解释成个人职业选择。把妹妹和妹夫的履历放在一起看，这种解释就站不住了。
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读的是哲学和社会学。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加拿大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做过大学讲师和访问学者，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机构工作。
1997年，她进入中国银行。此后，她的职业道路同样迅速转入国有金融核心平台。她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业务发展主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助理总经理。2001年中银香港重组完成后，她出任发展规划部总经理；2010年升任助理总裁；2013年升任副总裁。
她负责的不是边缘业务，而是集团战略、总裁办公室和人民币业务。那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扩张的时期。
朱燕来的丈夫梁青，则进入中国五矿在香港的资本平台。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2年6月起，他担任江西铜业执行董事；到2007年，他同时担任中国五矿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副董事长。
五矿香港不是一家普通贸易公司。它是中央直属国企中国五矿的海外资本管理和运作平台，负责海外融资、企业持股、资金管理、资本运营和矿产资源投资。今天这个平台控制的资产规模以千亿元计算。
梁青这条线的重点，不是一宗孤立的收购，而是他所在的平台。五矿香港连接中央国企、香港资本市场和海外矿产资源；江西铜业则是中国最大的铜业上市公司之一。朱家的女婿同时站在这两个位置上，说明朱家的家庭利益并没有停在银行和投行，而是延伸到了国有资源和海外资本运作。
于是，朱镕基的三名家庭成员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儿子掌管国企上市的重要投行，女儿进入国有银行并主管人民币业务，女婿掌管中央国企的香港资本和资源平台。
三个人都可以有学历、有能力、有工作经验。可一个政治家庭的成员，连续进入与父亲经济权力直接相连的国家平台，而且都进入管理层，这就不是一句“孩子有本事”能够解释的。
2012年，《纽约时报》集中报道中国“太子党”怎样利用家庭关系获得财富。报道指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已经紧密结合，形成一整套裙带资本主义生态；任何金融改革，只要触及既得利益，就可能碰到领导人子女的生意。文章点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朱镕基家族和朱云来掌管的中金。
2016年，中文博主编程随想把多年收集的资料制作成《太子党关系网络》，最初就包括700多人、130多个家族。那张密密麻麻的图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哪一个人特别贪，而是几乎每个最高领导人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国企、金融、地产或海外资本位置。
朱家不是这套制度的例外，而是其中最体面的样板。家人没有公开经营赌场，没有留下装满现金的房间，也没有哪一个人因贪污被判刑。他们只是进入最好的国家平台，领取最高等级的报酬，再由官方媒体讲述他们如何朴素、勤奋和专业。
权力完成了分配，市场负责发钱，宣传再负责洗掉权力痕迹。到了最后，每一笔钱都可以被称为工资，每一次升迁都可以被称为能力。
第九章：四千万稿费
朱镕基退休后出版了多部讲话和答问集。书卖得很好，累计版税接近4000万元。他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实事助学基金会，一分钱没有留下。
这件事当然值得肯定。4000万元是真金白银，帮助贫困学生也是真实的善举。但如果用这笔捐款证明朱镕基家族与财富没有关系，那就正好说反了。
朱云来2007年一年的收入是1亿2926.8万元，相当于朱镕基全部版税捐款的3.23倍。父亲把多年写书所得全部捐掉，儿子只用不到四个月的收入就能补回来。
一句尖锐但准确的话是：怪不得朱镕基可以把稿费一分不留，因为朱家根本不差这笔钱。
这也让人想到习近平。中国官媒不断公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的发行量，第一卷出版不到一年便宣布发行超过520万册，后来多卷本和各种选集、文集不断出版。如此庞大的发行量究竟产生了多少版税，是否进入个人账户，官方从未公布。
这些书大多由讲话和文件汇编而成，编辑、翻译、宣传和大批采购都由国家机构推动。2020年疫情期间，新华社说习近平“带头捐款”，却连捐了多少钱都不公布。朱镕基至少公开了稿费和捐款去向；习近平连版税收入和捐款金额都藏在黑箱里。
两个人共同的问题是：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制造了图书销量，家族又拥有普通人无法接近的财富和平台。中国公众只能看到宣传出来的善举，却无权查看领导人及家属的完整财产。
捐出4000万元，也不能回答儿子为什么能在国有控股的中金一年收入1.29亿元。
第十章：一百口棺材
朱镕基最著名的反腐讲话，是“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2000年记者会上，他又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这两句话共同塑造了朱镕基的政治形象。很多中国人相信，他脾气大、手段硬、敢得罪人，至少自己不贪钱。即使不喜欢他的国企改革，也愿意承认他是一个清官。
问题在于，用“他本人有没有收钱”评价一个掌握最高经济权力的人，标准太低了。
对普通官员来说，腐败可能是收红包、拿回扣、买官卖官。到了最高权力家庭，根本不需要这样做。父亲决定政策和人事，门生建立机构，子女进入机构，机构获得国家项目，子女再领取高薪、奖金和股权。整个过程不需要出现一只装现金的皮箱。
这条利益链上，父亲的政治权力、王岐山的人事安排、国企的上市决定、中金的项目收入和朱云来的个人报酬，一环接着一环。
因此，本期节目可以明确下判断：朱镕基也许维持了个人不直接收受贿款的形象，但他没有阻止家人占据与自己权力高度相关的获利位置。利用公共权力为家族安排机会，让子女把政治关系兑换成高薪和股权，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更高级、更难追查的腐败。
一百口棺材可以吓住收现金的官员，却管不住穿西装、拿奖金、拥有影子股的权贵子女。因为后一种人不认为自己在腐败。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市场中获得了应有的报酬。
结尾
朱镕基去世后，官方讣告记录了他的改革、政绩和党内评价。很多普通人也会怀念那个敢拍桌子的总理。这些记忆不必抹去。
朱镕基说，他只希望人民说他是清官。今天，我们有了更完整的答案：他可以是中共官场里相对自律的官员，却不是一个切断家族利益的清官。他的儿子、女儿和女婿，分别站上了国家投行、国有银行和中央国企的关键位置。
朱镕基没有逃出红色家族的共同逻辑：父辈掌握国家，子女进入市场；国家承担风险，家族获得财富；最后再用个人朴素和慈善，证明整个家庭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