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是经济繁荣和效率的关键，经济生活中有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除非有特殊的情形，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没有财产权，拿谁的财产去做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财产权比市场更重要。有人常常发出这样的诘难：财产权被用来满足私利。但是利己的行为多半是利他的。自利的本性鼓励每个人尽量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到市场上交易，结果个人受益、大家受益。但交易的前提是个人拥有、占有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正当地对待一个人就需要尊重他获得一块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空间的权利。在这一块空间里，他有权利用、支配属于他的东西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这一领域，个人就将不可能有理性的、道德的行为。，每个个人的财产权是一个文明的、正义的、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民富国强的最有效的法宝就是保障财产权。致穷的最便利的办法是不承认任何属于私人的东西，而致富的最块捷的途径就是为民间的财产提供最充分的法律保护。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交易的条件，有权说，“这是我的，任何人想动用它必须征得我的同意。”相反，若是财产权的不到承认，若是公民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不断被他人强占或政府强制充公，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极大的热忱去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总量只会有减无增，最终民不聊生，乃至饿殍遍野。人们只有在有权政党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创造财富，这就要求政府公开承诺对财产权的保障。对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使富国变穷，穷国更穷。在这方面，中国人吃过的苦头不可谓少，中华文明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财产权还必须是分立的，必须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而这些所有者的基本（但不是唯一的）单位也应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自然人，即可以独立受财产权的个人。在一个即使产权明确但只属于一个“所有者”所有的社会中，既不会有真正的财产权，因为个体存在的自然人享受不到财产权，也不会有市场经济，因为没有多个的财产所有者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竞争。因此，财产权必须属于个人，否则不会有市场经济，步会有经济发展，因而不会有自由与繁荣（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中），《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三辑，1997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公平的财产权制度之上。没有稳定的财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
现代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证明，英国、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在近代的崛起得益于财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财产权对政府的权力规程的重大约束。（Douglas North and R.P. Thomas:The Rise of We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eiversity Press,1973. D.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083. D.North:Institutions, Insituit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此三种著作均有中文版。另见：科斯、阿而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促进了对法律、正义和财产权的共识。而这些国家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则是由这些国家对财产权保障程度的差异决定的；同样，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该地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不同也可以用财产权的尺度来衡量。这对我们如何重新启动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宪政民主的基石
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对财产权持亲善还是敌视态度的人都十分认真地对待财产权的问题，都有明确的主张。事实上，对财产权的不同态度恰恰就是区别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在我看来，财产权不仅是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事实上，也更是政治权利。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不仅如此，财产权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牢固的道德基础。在保障自由、遏制野蛮的专制方面，财产权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个人的财产越少，国家的财产就越多，这样个人的自由就越难以得到保障。由于个人在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要仰国家之鼻息，这就造成了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以至失去个人的独立基于人格，同时也加重了其他社会成员的负担。没有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国家边成了唯一的老板。于是，不管你名义上有多少政治自由，你还是没有条件去行使这些自由。英国已故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 Oakeshott）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的占有者之手，奴役就近在眼前。（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London, Metheun,1962,p.46）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宪政民主的基石。
财产权总是服务于占有者的目的。在产权个人化的社会中，财产权意味着个人有权用自己的财产服务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在产权公有化的社会中，财产被用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家们的目的。由于政治的功能是让个人的多样化的生存目的服务于所谓的全社会的共同目的，或者说是多数人的、执政一方的、独裁者的目的。这种共同的目的往往是少数人的乃至是一个人的目的。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艺术家，他画不出令人赞叹不已的落日余晖，但却能够挑出一种他中意的颜料来粉刷他家的墙壁；他不能把黄泥塑造成维纳斯，但他却能够用泥土在他家周围筑起泥墙。在后一层意义上，他仍然是艺术家，因为他能够像艺术家一样作其所择，即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就像画家选择风景不画人物一样，他可以选择对自己的财产作任意的处置。运用财产的艺术是自由民主的艺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所作为。政府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即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犯，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私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是不可能的。
在文明社会中，财产权既是一项经济制度，又是一项政治法律原则，但决不是一项凭有权人的好恶而可以任何废弃的政策。有关财产和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不是领导者的权宜之计。财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愈明晰有效，财富的强行再分配的难度就愈大。就算分配者是个平庸无能的独裁，也难以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财产权越受到保障，损人利己的难度就愈大。个人的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但没有财产权与市场，则绝对不会有民主。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财产权却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与同步发生的。
财产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民主，同样需要宪政、法治。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财产权是宪法与宪政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没有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没有宪政。“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主权者“的权力绝不允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7、88页）政府唯一正当的、合乎道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的权利，即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都必将落空。任何立法机关可以用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剥夺公民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等政体决不是自由政体。（John Gray: Liberalism, Bu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p.71）若财产权只停留在作为事实上的权利而不完成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就会导致统治者与有产者的无法无天。财产权把权利与自由赋予个人，把限制加诸国家，即为了保障财产权来限制国家的权力。所以，财产权事关政治正义。事实上，财产权本身就含有正义的观念。个人可以获得、占有任何他视之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对每个人是平等的。因此，广义上的财产权还意味着个人拥有的选择自由、其人身的安全和自由、运用其才智的自由。只有公平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的政治制度菜市正义的政治制度。没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行使。财产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是使人权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只有市场经济和法治下的宪政民主才把全面的、法律意义的财产权变成现实。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只有事实上的、没有法理上的财产权利，即对财产的占有不是基于权利或法律，只是基于习惯和默许。财产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文明的基石具有朝法律的性质，人类不能制定毁灭人类文明自身的法律，因而不能制定消灭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财产权的工作早已成为文明人的行动指南。财产权作为普遍的、平等的权利否定了财产的专有权。这意味着社会中的财产不能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家公司或公共权力机构垄断享有。个人可以享有专有权的对象只能是他的能力、他的劳动、他的运气。如果一切财产及其权利归于一，那么，奴役就近在眼前。可见，财产权是象征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民主的亲密伴侣。
姓“富”还是姓“穷”
对财产权最古老、最常见、最严重的偏见之一是财产权是姓“富”者的专有权，是偏袒富人的权利，对有钱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对穷苦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与这种偏见相反，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财产权绝对不只是富人的权利，它更是穷人的权利，只有它能确保穷人有致富的机会。与流行的某些看法相反，强调财产权并不等于只维护有钱者、有势者和大企业的利益。一般说来，富豪们总是有足够的手段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倒是中下层和穷人更需要对其财产权的保护，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势十分有限。只有财产权牢不可破，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效运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财产权都寿星是穷人的权利。帝王是不需要财产权的，当然也不能让穷人有财产权，否则帝王敛聚财富就有道义上的障碍；在土匪强盗的眼里，他们抢劫的对象也无权占有财产。所以，财产权不仅是穷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各种暴力潜在的受害者的权利。否则，穷人和弱者在财产权利不受保障的社会环境中更可能“优先”成为受害者。
从历史上来看，财产权是穷苦人从统治者那里争取来的权利。如果财产权真的对穷人有害，那么就没有人会为得到财产权而“抛头颅、洒热血”，统治者也会好不吝啬地把财产权还给每个人。普遍的、平等的、个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每个人的财产权就意味统治者的权力要从根本上受到节制。正是因为对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有利，专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对财产、乃至对江山和天下的独占才不愿拱手让平民百姓堂堂正正地享受财产权。凡是在没有个人财产权的地方，整个国家就成为统治者所独占的私产。难道这种排他地占有“四海之内”的格局和安排真的对穷人有利？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财产权对穷苦人是有利有害，已不证自明。可以说越是贫穷，财产权越是重要。
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自由，首先意味着正当占有的自由，占有财产的权利理应是自由权的一部分。财产占有权是个人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的自立成为可能。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层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1966. See also: Tibor R. Machan: Individuals and Their Rights, La Salle: Open Court,1989, Chapter V）皮特作为政治家对穷苦人财产权的格外尊重表明他认识到了财产权对穷苦人的极端重要性。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与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不能任意剥夺的。在《红楼梦》里，相比之下的另一种情形是，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加抄到哪里。穿靴戴帽的官贼比野贼更为残暴、凶恶。任何华厦豪宅，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帝王的军队、独裁者的卫兵可以随意进。所以，财产权，作为穷苦人和一切人的权利首先应该是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权利。正是有了国王也不敢侵犯的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才有了后来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使穷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安排和对这种财产权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近现代才走向衰败，才引发了革命，才引发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