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运动鞋广告，竟然在美国闹出种族主义风波。韩国女歌手Karina穿着白裙，站在灯光下，手里拿着一双Converse运动鞋。普通人看见的是美女与球鞋，想象力丰富的人却看见了三K党与黑人私刑。原来，美国广告业已经发展到如此境界：卖鞋不再需要研究消费者喜欢什么，而是必须研究消费者能够幻想出什么。
美国众议员特洛伊·卡特（Troy Carter）便是这场争议中的知名批评者。他认为，广告画面令人联想到三K党成员及遭受私刑的黑人，要求Converse及其母公司耐克进一步承担责任。Converse随后撤下广告并道歉。至于广告设计者是否真有此意，至少公开报道尚未提供相应证据。
这倒令人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门特殊技术：拿报纸对着灯光照，研究背面的文字、图案透过纸张之后，是否与正面的毛泽东画像、语录或其他相关元素重叠，构成所谓侮辱伟大领袖的图像。报纸编辑原本是在宣传毛主席，想象力丰富的革命群众却能从中发现反革命。至于反革命究竟藏在哪里，须由这些群众负责发现，再由有关部门研究如何上纲上线。
不过，文革时期的想象力，远远不止于报纸。1967年，长春发生过一场轰动全城的凉鞋事件。红卫兵从塑料凉鞋的鞋底花纹中发现了一个疑似的“毛”字。伟大领袖竟然被人民群众踩在脚下，这还得了？据当年在涉事工厂劳动的胡显中回忆，红卫兵在街头检查行人的鞋底，发现穿着这种凉鞋的人，便加以批评训斥，勒令脱鞋，光着脚回家。
事情还没有完。生产凉鞋的工厂受到调查，负责设计鞋底花纹的技术员纪德新遭到批斗，另一名参与制图的人员被关进小号。工厂不得不把仓库里的成品取出来，让工人用小刀削去部分鞋底花纹，已经出售的凉鞋也允许消费者旧换新。最后，技术员没有被定罪，工厂恢复生产。至于鞋底究竟有没有反革命意图，恐怕只有那双凉鞋自己知道。
这段历史如今读来，令人哭笑不得。原来，一双鞋子不仅能够走路，还能承担政治责任；鞋底花纹不仅需要防滑，还必须经得起政治审查。设计师画的是花纹，革命群众看见的是毛主席，最后由设计师承担革命群众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后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美国终于也有一双运动鞋闹出了政治风波。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中国当年的技术员遭到批斗，美国今天的Converse只是撤下广告并道歉，两者的制度背景和实际后果不能等同。但从普通图案中发现政治象征，再要求生产者承担责任，这种推理方式倒是有几分相似。
美国如今科技发达，何必继续使用旧式灯泡？完全可以让人工智能承担这项光荣任务。广告送进电脑，旋转三百六十度，放大一千倍，再把人物倒过来、鞋子横过来，研究每一种可能的组合。只要运算能力足够，总能从一双球鞋中发现一段美国黑暗史。
问题是，发现之后怎么办？
卡特议员可以认为广告令人不适，当然也可以公开批评。但从个人联想到认定广告利用种族主义进行商业营销，中间还需要证据。否则，设计者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者能够从中看出什么。
倘若有人看见一朵白云，觉得像希特勒的侧脸，是否应该要求气象局道歉？有人看见两棵树的枝干交叉，联想到纳粹标志，是否应该命令园林部门立即修剪？
当然，这些只是比喻，并非卡特议员真的提出过如此要求。但按照将视觉联想直接当成政治证据的推理方式，类似争议并不难出现。
Converse的道歉也值得玩味。企业有权撤下广告，消费者也有权表达不满。然而，撤下广告不等于证明设计者有意传播种族主义。倘若企业为了避免争议，开始要求设计师预先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政治联想的图案，恐怕连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难以完成任务。
因为图像可以检查，人的想象力却没有统一标准。
文革时期的灯下看报，至少还需要一张报纸、一盏灯，以及背面的文字或图案碰巧与毛泽东画像、语录等元素重叠。凉鞋事件则证明，连灯泡也可以省掉，只要有人愿意研究鞋底，反革命便可能从花纹中诞生。如今的数字技术方便得多，一张照片随手裁剪，想象力便可以自由驰骋。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人从运动鞋广告中看见三K党，而是有人认为，只要自己看见了，别人就必须为他的想象承担责任。
如果这也能成为广告审查的标准，那么美国确实不必重新发明什么技术。文革时期的灯下看报法，稍加数字化改造，便可以重新投入使用。只是Converse应该庆幸，今天美国的广告争议，尚不至于让设计师因为一双鞋子的花纹，被拉到广场上接受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