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伯纳姆最近提出一整套新路线：扩大公共控制，建立全国社会照护体系，增加国家对能源、水务和住房的介入，还准备重新处理养老金“三重锁”。这些政策并非完全没有资金意识，他甚至准备从养老金增长机制中腾资源出来。问题是，再聪明的财政腾挪，也绕不过一个最古老的问题：人。
也许伯纳姆已经发现了一种英国特产：新人类。
这种新人类交税的时候不心疼，领福利的时候知道适可而止；进入公共部门以后自动克己奉公，拿别人钱办事比花自己钱还谨慎；国有企业经理没有破产压力，仍然天天想着降低成本；工会知道国家财政吃紧，会主动要求少一点；老人发现养老金要削，也会微笑着说：“为了全国社会照护，我理解。”
如果这种人真的存在，社会主义当然没有问题。
事实上，连共产主义也可以考虑重新上市。
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失败以后，解释往往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上一次执行制度的人不够好。苏联不好，是官僚坏了；东欧不好，是僵化了；委内瑞拉不好，是管理错了。于是下一次再试，只需要换一批更聪明、更善良、更现代化的人。
问题是，人类没有换。
人的技术更新得很快，从蒸汽机到人工智能只用了两百多年；人的操作系统却几千年没有升级。
多劳希望多得，少劳最好不少得；自己的钱花起来谨慎，公家的钱花起来比较潇洒；福利到了自己口袋叫社会正义，要从自己口袋掏钱的时候突然开始研究财政纪律。
这不是英国人的缺点，这是人类。
市场经济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它从来没打算培养圣人。它承认老板想赚钱，工人想加薪，消费者想买便宜货，于是把这些并不高尚的欲望撞在一起，让价格、竞争和破产去收拾残局。
社会主义的浪漫之处正相反：它总觉得只要目标足够崇高，人就会自动高尚一点。
短期当然可以。
战争、革命、危机、民族情绪，都可以让人暂时牺牲自己。一个社会甚至可以十年二十年勒紧裤带。但时间一长，每个人都会开始问一句非常没有诗意的话：为什么又是我？
国家说公共利益重要。
纳税人说很好，隔壁那个富人先交。
富人说很好，企业先交。
企业说很好，消费者多付一点。
消费者说很好，政府借钱。
政府最后找到债券市场。
于是社会理想转了一大圈，又变成利息。
伯纳姆至少比纯粹的福利派诚实一点。他已经承认社会照护要花钱，也准备碰养老金这种政治禁区。这恰好使英国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如果若干年以后，公共部门扩大，福利增加，税负没有失控，债务没有恶化，生产率反而上升，那么世界应该认真研究伯纳姆到底发现了什么。
如果最后还是老路：福利容易加，难以减；机构容易建，难以撤；预算容易扩，难以缩；每个人都热爱公共利益，直到公共利益要求自己买单——
那也不必责怪伯纳姆。
他只是再次发现了一件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
制度可以修改，税法可以修改，国有企业可以重新挂牌。
唯独人性，没有首相令可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