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警察的眼里，一个人的愿望是其可以接近和利用的机会。2024年3月6日，北京两会的大会堂一角。(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钓鱼人下钩、撒网之前，往往先要“打窝”。选一个地方，把饵撒下去，让鱼找到吃的，聚拢过来，习惯到这里觅食。投下的粮食是本钱，要肯花时间养窝，不能只想着立即收获。
近年，部分国安和公安干部也把用小利作诱饵、逐步取信于人的行动称为“打窝”。把这个说法放回中共政治警察的内部材料，会发现其中对这类手段早有一套精心总结：“筑巢引鸟，架网捕鱼；虚设组织，控制渠道。”人比鸟兽有更多的需要。遭受迫害，要寻找倾诉和求助的地方；离开故乡，需要住处和工作；不愿向暴政屈服，还希望找到同道，共同从事反抗。在政治警察的眼里，这些愿望都是接近和利用一个人的机会。
这类圈套尤其看重想要做事的人。他愿意投入时间、介绍朋友，为共同的事业作证。一旦联络被机关控制，这些用于反抗的投入就会替设局者招来更多人。假组织无须骗取所有人的信任，只要借到几个真心反共者的信誉，就能沿着原有的关系继续接近别人。
假组织借真人取信
这样的假组织，在苏联早有先例。20世纪20年代，苏联秘密警察OGPU及其前身经营“托拉斯行动”（Operation Trust），把一个受其控制的组织包装成苏联境内有力量、有根基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网络，再派人同海外流亡者接洽。出面者中还有真正的君主派人物；他们已落入秘密警察的控制，却仍带着足以取信旧友的身份。OGPU借此渗透、破坏流亡君主派团体，还把境外的对手诱进自己的控制范围。1925年，曾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西德尼·赖利被这个网络诱入苏联，随后遭到逮捕、审讯并被处决。人们以为自己是在寻找国内的反抗力量，却可能沿着政治警察铺好的路，走进监牢与刑场。
1925至1926年间，流亡政治人物瓦西里·舒尔金在这个网络安排下秘密回国，寻找失踪的儿子。他没有找到儿子，却见到了所谓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走过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最后安然返回西欧，写出《三个首都》。这趟由OGPU安排的行程，增强了流亡圈对假组织的信任。舒尔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却用自己的见闻替布尔什维克的圈套作了证。同一张网，既能把赖利送上刑场，也能让舒尔金安全返回，由他向流亡者讲述境内的情形。一个父亲寻子的希望，就这样被利用到他离开苏联以后。
到了1952年，围绕蔡文治领导、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自由中国抵抗运动”，发生了一起后果惨烈的诱捕。美方把训练过的小组空投到吉林，期待他们联络境内反共力量。电台持续联络，补给也曾顺利投下。后来，小组报告已接上当地反对派首领，并取得有用文件，请求用飞机接回联络员。境外得到的是工作正在推进的消息；实际情形却是小组已被中共安全机关控制，那位首领、那些文件和接回人员的请求，都是诱饵。发报的还是原来的电台，报来的地下反共关系却是假的。
1952年11月29日晚，唐尼、费克托随飞机前去接人。地面给出了正确的识别信号，飞机先投下器材，再低飞准备把人钩起。等待它的却是伏击。飞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死亡，唐尼与费克托被俘。费克托直到1971年、唐尼直到1973年才获释，分别失去了十九年、二十多年的自由。
自由中国抵抗运动的小组、早先的训练和关系都真实存在。人员和通信被接管以后，这些真实经历继续替假消息作担保。唐尼曾训练这支小组，熟悉行动与人员；被捕后，他在隔绝审讯的重压下交代了自己掌握的情况。控制电台的一方，借接回联络员的请求，把熟悉情报线的官员也送进了审讯室。
给出小利，换取控制
中共内部关于“虚设组织”的规定，甚至把编造工作落实到了报批手续上：假情报和假组织须符合出面人员的身份、社会地位，同时按照机关的意图设计；对外使用之前，须报领导机关批准，说明编造的原因、依据和来源。出面者仍以原来的身份应付旧友，背后的机关则掌握他要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对外看似自发的联络，在这里成为有审批、有指挥的业务。
内部原文对诱饵的解释毫不遮掩：“这就好比钓鱼，一定要给诱饵；没有诱饵，鱼是不会上钩的。在专案侦察中，‘诱饵’就是我们给敌人的‘应’。”这里的“应”，指回应对方的需要，付出一些东西，让对方愿意继续往来。材料还批评一种“单思病”：只想着自己要什么，不肯琢磨对象想做什么、认为怎样才对自己有利。他们认真研究一个人的需要，是为了使欺骗更容易得手。
一个流亡者得到落脚之处，或者在难以为继时得到工作，眼前的难关确实过去了。设局者算的却是另一笔账：“给敌以小利，而我取大利。”所谓小利，对受助者可能是一家人的生计；对拥有经费和公权力的机关，只是一笔可以承受的投入。材料要求从“斗争全局”衡量该给多少，又明令不能让对方实现全部目的。好处要足以使人继续往来，却不能使他最终摆脱控制。一次帮助换来的接近机会可以反复使用，还能沿着受助者的交往扩散。对方若得了好处，却不肯按机关的打算付出代价，原文便称之为必须避免的“敌得我失”。
2006年朱恭训、徐章国被诱捕，便能看清这种交换怎样发生。据《亚洲周刊》当年的采访，广西国安系统先控制了台湾军情局在当地的一名联络人员，再经由此人提供来自公安部门的情报。台方判断可信度很高，对面随即传来一名科级人员愿意被吸收为内线的消息，又要求更高级的人出面接洽。台湾方面最终派出朱、徐两名上校赴约，两人在中越边境地区落入圈套——台方已经得到的消息，使下一次会面显得值得冒险；而设局者提出的会面条件，逐步把负责经营这条关系的人也引了出来。
一份情报只涉及有限的内容，负责经营的人却知道情报从哪里来、怎样联系、哪些人可以继续接近。捕获两名上校，就把这些关系一并置于审讯和策反的压力之下。《端传媒》2015年的追踪报导披露，中方还持续劝降朱、徐，并试图策反同在军情局工作的朱妻周国珍。两人没有变节，周也未被策反；朱、徐在被关押九年多后才获释。几份让对方觉得有用的消息，换来了两个掌握众多关系的人落入控制，设局者还想借他们取得对方内部的高级位置。
内部方针把“长期打算”放在前面，又告诫特情“不可急于求成，一味套取，生贴硬靠”。这里的长期主义，是把眼前的帮助当作日后控制一个人的本钱。先让他得益，耐心等到关系足够牢固，再提出更要紧的要求。杀猪盘也会让受害者先提取一点钱，用真实到账的好处催促更大投入；政治警察所图的，还包括一个人此后能为他们接近多少人、办成多少事。
取信以后，内部要求更进一步：使对象“感到离不了特情”。特情是被机关秘密建立、使用的社会人员。负责联络，便能掌握人员关系；经手经费，便能摸清收支和困难。当这些事务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他的去留就会影响整个团体的运转。即使发现异常，其他人也得顾虑失去他的代价。机关因而可以通过一个日常办事的人，插手团体的决定。原本帮助反对者做事的本领，逐渐成了限制他们怎样做事的权力。
有关规定主张用原来的职业作掩护，顺其自然，长期使用。真实的职业和生活经历，可以省去重新编造来历的麻烦。旁人看到他多年做同一份工作、确有本领，便容易相信这个人。机关还被要求替特情“创造”接近、取信的条件，给予必要经费。看似私人热心的援助，背后可以有一笔公众无从知道的行动开支。
连秘密据点也被要求正常营业、善于经营，面向公众“要有吸引力”。机关可以自建据点，也可以向已有场所派入人员，却须切断据点与侦察机关的一切公开往来。内部特意批评建大公司、大饭店、安插亲朋的做法，担心由此暴露联系。生意做得好，来往者得到所需，秘密用途才容易隐藏。对泄密、暴露据点的，要求视情节、按泄露国家机密论处。经营是真的，机关与据点的关系却受到严密保护；调查者即使确认了生意的真实性，也可能仍未触及这家场所最隐秘的用途。
谁被当成政治警察的敌人
在这套政治保卫体系里，被称为敌人的，远不止间谍与特务。政治保卫材料专门讨论被其归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活动，列出的表现包括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聚在一起交换观点、研讨对策，办经济实体支持活动，向政府申请注册，征集签名、上书。连尚未正式成立组织，也可以被解释为等待时机。申请合法身份，被放进“以合法掩护非法”的叙述；公开提出意见，被放进“制造事端，破坏稳定”的标题。人们想公开做事，这些反倒成了政治警察需要识破的一层伪装。
政保首先审查的，是这些活动会不会挑战党的地位。公民尚未开始活动，还在为将来筹措条件，就已经被纳入侦察、控制和阻止发展的范围。它所保卫的，是一个党决定其他人能否组织起来的特权。把公民自行结社当成敌情，再动用国家机器摧毁其条件，所谓国家安全便成了一党私权的遮羞布。公民供养的机关，反过来剥夺公民共同改变命运的资格。
王炳章2002年在越南遭诱捕。据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文件收录的案情陈述，6月27日，他在越南芒街与一名来自广西的工运人士会面，这次接触提前两个月便已安排。约一小时后，他和两名同伴在旅馆被劫持，随后被押过边境，交到中方人员手中。中方声称警方后来将他们“解救”，被救者却随即遭到拘禁。工作组指出，中方既未解释绑架受害者为何突然变成嫌疑人，也未交代是否追查了绑架者。所谓“解救”，没有给王炳章带来一天自由。2003年，他被判无期徒刑。
彭明2001年已随家人赴美国定居。他的女儿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父亲2004年前往泰国，希望为受迫害的难民建立避难之所，却被中共秘密警察诱往泰缅边境，在枪口下遭劫持并被带回中国。他在2005年被判无期徒刑，2016年死于狱中。女儿后来回忆，父亲那次还买好了让她和哥哥前去团聚的机票，机票再也没有用上。
诱人赴约之外，内部还研究怎样制造对象不得不求助的处境。一段反间谍设计写得很具体：设想一个特务潜入境内，准备窃取情报、发展组织，侦察方应从长期打算出发，“欢迎”他进来，替他选择便于控制的住地，安置合适的职业。对方想发展组织，也可以借此派特情或内线进去。他急于落脚，急于找到同道，这些需要都由侦察方来满足。
原文随即要求充分利用“我政权的威力”，通过挤、压、围、诱、导，把对象引入“越来越窄的险道”。安排生活与制造困难，服从的是同一个打算：把别的路堵住，让圈套成为“唯一可取之策”，还要使对象“毫无疑虑”。对方未必看错了眼前哪条路能走；他不知道的是，选择的余地已被同一只手压窄。最后那次看似自愿的决定，要由公权力预先替他做成。
另一份材料列出的手段，除了秘密力量、技术侦察，还有行政权力、公开管理，甚至法律法规，要求它们“为谋略服务”。行政部门给对象制造困难，秘密人员出面解困，两者各有合乎情理的面目。援助可以是真的，被藏起来的是困难从何而来，以及这份援助最终要换走什么。国家机关一手损害公民的生计，一手用解困收取服从，竟把自己制造的伤害变成索取感恩的本钱。
对象还可以得到一点成功。原文甚至教人“故意让敌人小胜一下”，使对方轻敌、放松戒备，以为机关没有什么本事。对方以为自己占了上风，设计者却把这次让步算作诱导下一步行动的代价。与之配合的另一手，是经常制造困难、矛盾和麻烦，逼他去解决，去做机关想让他做的事。对象一旦起疑，原文又告诫“不可刹车过猛”，以免对方前后对照，发现问题；后续变化要显得合情合理，使情况逐渐恢复正常。
把这样的遭遇归咎于受害者轻信，恰好替幕后机关开脱。一个人要付房租、照顾家人，无法永远拒绝援助。政治机关若先压缩他的生路，再收取他对援助者的感激，便是在把生存的需要变成服从的义务。
谈论“应求”与秘密据点的那份材料作者曾任公安部长；内部印行时，序言将该材料称作公安保卫人员的“精神食粮”。侵入人的生活、诱导他的选择，就这样成为可以训练、传授的专业本领。
借反共者的信誉设局
V字旅则把经营圈套做成了公开的“武装反共”表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024年的调查披露，Eric把华涌想在海外组建民主组织的愿望报告给经手人员，双方随后设计了这个假民兵组织。华涌替它传播影片，还让Eric进入核心活动圈；移居加拿大后，他的地址、电话和交往情况也被Eric报给了经手人。
Eric早年在重庆被招募。经手方参与设计，又接收由此取得的情报，足以判断这项经营得到重庆经手系统的认可和批准。公开露面的是扮演反共者的特情，参与设局、收取情报的机关却藏在他身后。
华涌既是侦控对象，也能成为让机关接近更多人的路径。他替V字旅传播影片、让Eric进入核心圈，便把自己的信誉押在了这次合作上。熟人相信华涌，就可能省去对Eric的重新核实，后续接触还可带来新的引荐。机关投入的是经营合作的成本，借到的却是华涌多年积累的信任。即使暂不对华涌本人收网，这份信任也已经在替假组织开路。
V字旅不需要先成为一支能打仗的力量，就能帮助机关获得情报。后来，北京不知底细的安全人员因影片启动调查，经手人反而要求Eric回国，并试图摆平。一批政治警察经营的诱饵，成了另一批政治警察眼里的敌情。此前取得的地址、电话和交往情况，则已经进入机关。
V字旅的“武装反共”可以被经手机关当作业务经营，公民申请注册、研讨对策却能被列为敌情。前者受机关控制，后者可能形成不受它支配的力量。内部对反对者的要求极为直白：“不使他们形成组织、形成势力、形成核心、形成舆论、形成气候。”它容得下自己导演的反共表演，却要扼杀公民真正自主的组织。政治警察借保护国家之名，把国家变成只许统治者组织力量、只许被统治者各自忍受的牢笼。
不让反对者形成气候，不必以每个人停止反共为条件。一个揭露者仍可在网上说话，但若找不到可信的合作者，调查、求助和共同组织活动便难以持续。政治警察要破坏的，正是将不满转成共同行动的条件。人可以继续愤怒，却难以组织起制约权力的力量。
既有的信任关系也能被从内部破坏。材料要求掌握内部矛盾、派系、弱点和把柄，还教人寻找、制造可以拉拢内部成员的机会。受过排挤的人、生活困难的人、能通过亲友接近的人，都被列入考虑。一个原本受到信任的人，可以在后来落入机关控制，而朋友仍按旧日了解与他交往。他以前的贡献越真实，这种变化便越不容易被察觉。
被控制的人也未必一开始便情愿。经手人员要利用他对名誉、地位、财产损失的恐惧，又要缓和对立情绪，让他看到前途，由被迫工作转为“自愿”工作。对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另有交朋友、感情联络的办法，要求用真心、真情赢得信任。紧接着的要求却是“以我为主、控制使用”。照顾可以真切，服从的要求也始终存在；一个人连拒绝都仿佛成了负恩。这种关系使机关能够把胁迫藏在人情里。
连出面办事的人都不必知道全部计划。有些任务可以用关照、帮助、协助、了解的说法提出，分阶段布置，免得他提前知道而退却。替人牵线时，他可能只知道眼前这件事，经手机关却知道这次接触要用于什么。更早的材料还要求在被控制使用的人周围另布秘密人员，监视他的动向，同时让他觉得公安机关信任自己。
公众无从知道的关系，机关内部却有详细档案：建立特情的请示与批准、经费手续、接谈记录，以及报告如何处理。重大谋略行动由领导负责，涉及重大、涉外或有重要对外影响的对象，还要向党委和上级公安请示报告。“不留痕迹，不留把柄”，是要使外人难以追查，机关自己仍须安排任务、评价成绩。受害者遇到的像是朋友背叛，实施者在内部留下的却可能是一笔行动开支、一份情报成果。公权力借私人关系办事，也借私人关系躲避责任。
到了需要使对象失去支持的时候，连“揭露”都可以为他们所用。原文写道：“抓住丑闻，大造舆论；损敌形象，陷敌孤立；公开曝光，断其后路。”对象采用公开合法形式，增加了打击难度，材料便要求抓刑事、治安、经济方面的问题处理，避免形成新闻热点，称为“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先认定政治敌人，再寻找适合公开处置的问题，对外便可只谈个人的丑闻。背后的政治打算，是让他再也无法取得支持。
名声被毁，合作者疏远，工作难以维持，最后连做不成事都能被拿来证明受害者无能。政治警察先破坏行动条件，再让这种失败成为反对者不值得支持的证据。
信息控制会进一步加重这种孤立。内部在讨论麻痹、惊扰等策略时，要求“封锁敌人的信息，使敌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无法从别处核实消息的人，更容易依赖身边人的解释；本来仍可争取的帮助，也可能因他相信已无出路而被提前放弃。
从假后援群到生计依赖
公开的舆论场里，也有这样的“窝”。台湾资讯战研究者沈伯洋披露，中共网军经营了一批标榜支持蔡英文、赖清德的脸书后援群，先持续发布支持民进党的内容，把真正的支持者吸引进来。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有的群组整整花了一年称赞民进党政府。这些日积月累的支持言论，便成了后来取信于人的凭据。加入者看到熟悉的政治主张，遇见立场相近的人，很容易把这里当成同道聚会的地方。支持者确实聚起来了，经营这个地方的人却始终藏着另一重目的。
转向时，也不必突然改口称颂中共。沈伯洋描述的是，等群里吸引到一批民进党支持者，经营者开始逐渐投放针对卫福部的阴谋论和攻击陈时中的谣言。他在2021年的论文中也记载，中国、柬埔寨用户建立的群组，先发布亲民进党文章，随后转发攻击台湾自制疫苗内容的农场文章。同一篇论文追踪了当年五月疫情暴发后的舆论攻势：原先经营宠物内容的粉丝页、支持民进党的群组，也开始参与攻击。疫情之下，原来为支持政府聚在一起的人，此时尤其需要可靠的消息。中共网军便借这份关切，把早已经营好的渠道用于制造恐慌和不信任。
在2022年公布的调查中，沈伯洋进一步揭出了2021年疫苗舆论攻势背后伪造“证据”的做法。一些粉丝页用PTT等论坛的截图，宣称高端疫苗试验失败、受试者险些丧命。追查原帖，有的账号只发一篇文章便关闭；截图还被删去作者姓名、IP地址，连内容也遭到改动。另有帖子借电视新闻画面证明受试者遇险，原新闻却是在澄清一则有关X光的谣言。到了十一月，陈时中未戴口罩唱歌的旧影片又被放进疫情语境中传播，指责他失职，影片实际拍于2020年，当时台湾没有本土病例。旧影片的真实画面与论坛截图的熟悉外观，都被用来替造假作证。受众以为自己看见了证据，核实来历所需的线索却被隐去。
按沈伯洋的观察，受到影响的支持者可以仍然认可民进党的外交、国防，却开始相信它的内政一无是处。这使圈套不必硬碰最难改变的政治认同。在民主社会，人们不愿护短，希望政府做得更好，假后援群便把谣言伪装成必须正视的内部问题，让认真追究责任的人替它追究捏造的过错。来自中共官媒的攻击容易招致警惕，来自长期支持自己的群组，却可能被看作失望后的忠告。原先支持谁，无须一口气抹掉；只要制造的不信任足以影响一次关键选择，长期经营就有了收获。一个不许本国公民自由问责的政权，借冒充别处的选民，蓄意破坏他们据实问责的能力。
这正是“给敌以小利，而我取大利”的一笔长帐。中共网军暂时替它要打击的一方做宣传，让支持者得到交流的场所，也确实帮助对方聚拢了声量。这些好处只需用言论和日常经营来兑现，经营群组的权力仍握在它手里。付出一些宣传上的小利，换来的是冒用同道身份、从内部败坏信任的机会。支持者越把这个群当作自己的地方，越容易把后来投放的指控当成内部发现的问题。中共侵占的，是一个群体理解公共事件、商量如何行动的地方；暂时替这个群体说话，正是为了日后能借这个群体自己的声音发动攻击。
熟悉的交往又会把欺骗带出群组。普通成员转给朋友，朋友记得的是介绍消息的熟人；受到质疑时，群组过去那些支持自己的内容，又成了替它辩护的理由。替谣言担保的人可能十分真诚，他熟悉群里的交往，也记得这里曾经提供过帮助，却不知道群组真正由谁经营。中共网军以少数人经营的假身份，借到了更多真实支持者的信用。最初的操纵者逐渐隐入幕后，替消息作证、替它招来新听众的人却越来越多。
沈伯洋用“养套杀”形容这类先培植、再利用的经营。它与政保材料里的“应求”“控制渠道”相通：先让人得益，等到信任或依赖已经形成，再索取远超当初付出的代价。
放到人的生计上，这三个字尤其残酷。他讲解时以艺人的处境作说明：起初欢迎你到中国演出，让你赚钱；业务越做越大，原来的市场渐渐疏远，随后才要求你向歌迷作出反对台独等政治表态。不肯配合，就不让开演唱会，还可以发动媒体攻击名誉。初来时推掉一次邀请，损失有限；几年后再拒绝，可能牵动整个事业。先前被当作器重的机会，到此成了逼人就范的筹码。中共让一个人的职业成就取决于政治服从，再把被胁迫的表态展示给他的歌迷。
钱可以真赚，生意也可以真做，圈套的恶毒并不因此减轻。收入兑现得越久，一个人越可能按它安排生活，雇人、签约、承担新的开支。等这些责任都拴在这条路上，拒绝政治要求就会连带威胁身边人的生计。中共靠准入、封杀和舆论整肃，把正常经商应得的收入变成可随时收回的恩赐。前面内部材料要求使对象“感到离不了特情”，在这里，便是让人离不开受它支配的市场。经营得越成功，日后用来胁迫他的损失就越大。
这也解释了它为何格外看重能把别人带来的人。沈伯洋谈两岸交流时指出，安排学生参访，值得经营的可能是带队教授；接待居民，值得长期结交的可能是组织行程的里长。一次参访的人会散去，带队的人却能继续组织下一次。给一个人机会，借用的却是他原本就有的一群听众，以及以后不断接近新人的位置。经费、接待和生意机会，对掌握国家资源的机关是可以续拨的开支；一个教师、一个地方组织者的信誉，却来自多年相处，往往还连着旁人无从替代的信赖。华涌替V字旅引荐时付出的，也是这份无法拿合作经费来衡量的声誉。
收取好处的人与最后付出代价的人，常常并不重合。前者得到收入、方便或地位，后者可能因此相信假消息，远离可靠的伙伴，在重大决定上接受替中共开脱的解释。信任他的人没有参加交易，自己的信任却被当作交易的附带收益交了出去。中共用好处笼络一个有号召力的人，便能借他的关系接近更多人，把政治代价转嫁给毫不知情者。
这种经营还会借商业利益延伸。平台需要收入，讲述者需要流量，听众则可能因为认同内容而主动传播。出资者只须扶植某些传播者、奖励某类内容，便能使有利于自己的说法获得更多资源。沈伯洋研究中的直接操纵、利益诱导和自愿转述，在这里接到一起：最初有目的安排，可以经由许多人的日常谋生和真诚信念继续传下去。
“养套杀”的收获，未必表现为一个人公开投靠中共。一个反对者若在这种操纵下，相信没有谁值得合作、没有什么办法值得尝试，即使仍然愤怒，也可能逐渐退出原来的行动。这已在帮助政治警察实现“不使他们形成组织、形成势力”的打算。受害者失去声援，本可形成的压力随之消散，骂声再多，也难以弥补这种损失。经营者也无须把这个“窝”毁掉。平日继续提供有用消息，容纳不满，保住同道的面目，到了需要影响某次决定时，再动用积攒的信用。“养”和“收”可以交替进行，保留下来的渠道还能用于下一次。
这种侵蚀尤其容易藏在“为你好”的劝说里。先承认你所反感的暴行，取得说话的资格，再把拒绝屈服说成不懂现实，把退让许诺为恢复正常生活的办法。施暴者为何不停止施暴，渐渐无人追问；受害者为何还要抵抗，却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若这样的解释被接受，中共连解除威胁都不必做到，就能让受威胁的人替它劝阻抵抗。它开出的好处，是少受一点本由它造成的伤害；索取的却是对继续施暴的迁就。暴政因此把受害者求生的愿望，也用来阻止别人追究自己。
承认迫害，却劝人放弃抵制
在墙外，概括承认几项早已曝光的暴行，也能使讲述者显得敢言。王志安2024年12月3日谈优衣库与新疆棉，承认了集中拘禁、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以及营内强迫劳动。这些并非他新揭开的秘密，海外早有具体报导、证词和文件。他复述的是既有揭露的一部分，缺少新的追查，对中共增加的压力有限，却容易取得反感中共的观众的信任。等话题落到新疆棉的抵制上，他就用这份信任，替不必采取行动提供理由。
他自称看过所有资料，给出的结论却是：新疆棉涉及强迫劳动“没有直接证据”，主要靠间接证据加推断。他拿纺织厂距营地六公里等线索概括外界调查，又把美国立法归因于奴隶制的历史记忆，说美国人“就听不得这个棉花两个字”。这番解释贬低了追究迫害的行动：调查被说得经不起深究，立法则像是受历史创伤刺激后的过度反应。说到中共怎样拘禁人，他承认残酷；说到怎样让相关产业承受损失，他开始替继续做生意排除障碍。
但他对证据的介绍严重失真。早在2020年，公开的采棉调查就汇集了中共地方文件与报导：村民不愿外出，干部再次入户施压，直到组织起采棉队伍；工人被集中转运，干部随队监督。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2021年的研究又整理了受害者及家属证词，其中就有出营后被强制安排进入棉花加工厂的记录。人员、地点、劳动安排都已进入公开材料，远不只是两个地点相距多近。王志安没有逐项反驳这些材料，却以“看了所有的资料”的口吻替观众宣布证据不足。如此选择性呈现，把已经可以追查的国家强制劳动体系讲成了外界的可疑联想，为撤回抵制提供了一套貌似专业的理由。
他随后把企业写成了夹在中美之间、谁也得罪不起的为难者，要求中国和西方都别逼企业政治站队。供应链是否牵涉奴役，就这样被换成了企业是否有权安心经营。美国的相关法律允许进口商申请例外，但要求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货物未涉及强迫劳动；把这种要求同中共的政治胁迫并列，是在抹掉制止奴役与维护奴役之间的区别。他也说别人有抵制的自由，自己却以衣服便宜好用、企业和棉农需要生计，劝观众不必把生活过分政治化。被迫劳动者失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被留在谴责里；商业往来可能损失的利益，却得到具体的体谅与维护。
更阴险的是，他自己在节目末尾也承认，中共不让中外媒体自由采访，真相难查，首要责任就在中共。可他仍用证据不足劝人不必抵制。按这套逻辑，封锁调查越有效，外界停止交易的理由就越难成立。中共把证据压在高墙里面，被迫劳动者却要为拿不出证据，承受外界不采取行动的后果。这种所谓审慎，把证明的重担交给了最无力证明的人，把利益留给了最有能力隐瞒的人。
中共在这些概括批评中多挨几句骂，观众得到有人替自己说话的满足，讲述者得到敢言的声誉。等他用这份声誉削弱抵制与采购限制的正当性，牵动的却是跨国品牌、订单和国际市场。抵制与采购限制能够让参与迫害的产业承受持续损失，迫使企业追查上游、切断有问题的交易。对中共而言，接受已经遮不住的名声损失，远比承受这类经济约束便宜。“给敌以小利，而我取大利”，要害就在这种抓大放小的取舍。若观众接受他的劝说，迫害仍受口头谴责，相关生意却少受干预。他用廉价的口头公道取信，为迫害产业继续获利提供辩护。
节目临结束，他又重申反对学习营，随即再次表明不抵制新疆棉。前后的谴责，让他在为新疆棉开脱时仍显得可信。观众可以带着对集中营的愤怒接受他的劝说，相信自己既没有为暴政辩护，也不必为受害者改变什么。这样的洗地，连罪恶都可以承认，只要能把人劝离制止罪恶的行动。
识别这种利用，不必把每个热心人都当成敌人。华涌替V字旅转发、引荐的经历，提醒受到信任的人：一次认可，可能让朋友省去自己的核实。过去的帮助，不能替后来索取住址、他人联系方式或安排赴约的要求作担保。介绍自己确知的情况，把核查和拒绝的余地留给朋友，也是在保护彼此的信任。
流亡者仍要找到住处和工作，受迫害的人也仍需要朋友。中共把这些需要做成圈套，最深的恶意就是使人连求助都无从放心。揭穿它，不该把人重新留在孤立之中。一个人受过帮助，不意味着他把此后的自由一并抵押了。中共可以把恩情做成陷阱，却没有资格因此占有一个人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