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校部全景
1949年以后，沈从文逐渐离开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个变化既与他个人长期以来对器物、服饰、工艺美术的兴趣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1948年以后，他受到左翼文艺界持续批判，文学写作空间急剧缩小，后来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文物研究、陈列和说明。
沈从文研究文物，并非临时转行。早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就对陶瓷、刺绣、漆器、少数民族服饰等有浓厚兴趣。进入历史博物馆后，他长期接触大量实物，逐渐形成一种重视文献与文物互证的研究方法。他不满足于从旧书中抄录服饰制度，而是特别注意壁画、雕塑、墓葬出土物、丝织品和各种日用器物，通过实物排列和时代比较，追索古代物质文化的演变。
1960年代初，沈从文开始系统编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文革开始后，他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文稿和资料一度被抄走。1969年底，他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沈从文参加劳动，生活条件艰苦，手边几乎没有书籍和研究资料。他仍凭记忆整理过去积累的材料，并不断设想恢复古代服饰、车马、兵器及其他物质文化研究。
1971年以后，他又被转往湖北丹江一带。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原有文稿和资料陆续取回，研究工作才逐步恢复。此后，在王㐨、王亚蓉等人的协助下，他继续补充新出土文物和图像资料，对原稿反复修订。1979年前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基本定稿，1981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部著作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沈从文的特点，不在建立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对大量实物作长期观察和比较。他特别强调，仅靠文献抄录容易以讹传讹，必须把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物、传世文物和图像资料结合起来考察。这种方法后来随着考古材料不断增加，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
例如，沈从文很早就注意到零散玉片与汉代文献中“玉衣”制度之间的关系。1968年满城汉墓完整金缕玉衣出土后，使过去只能依靠文献和零散实物推测的制度得到更清楚的考古证明。类似的工作还涉及古代丝织、车马、兵器、铜镜、漆器、扇具和服饰制度等多个领域。
沈从文后半生因此不能简单概括为“文学家被迫改行”。政治运动确实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也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但文物和物质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他长期兴趣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他在文学道路被截断以后，把多年积累的观察力、历史知识和实物经验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重要成果。
1988年，沈从文去世。他的一生因此形成了两个非常不同、却又彼此相通的阶段：前半生以小说、散文建立文学地位，后半生则以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研究留下学术遗产。理解沈从文，既不能只看到《边城》，也不能把他的后半生仅仅理解成政治运动中的受难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常学术和文学生活遭到破坏之后，他仍尽可能保存、整理并完成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