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感谢今天能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有机会发言。
我是1978年出生的。那时，官方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了，但就在那个时代，仍有不少国人因言获罪，甚至被剥夺生命。当然，这些都是我成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事实。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很浓的家庭。家父酷爱戏曲、曲艺等民族艺术。我从小就听他不断讲述：文革中，那些艺术大师是怎样遭到迫害的。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对文革的第一印象就是：真他妈不是东西！
它迫害了那么多艺术家，使他们绝迹舞台，也让我少看了多少好戏。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再只在意“少看了多少好戏”这个问题了。我更迫切地想谈一个沉重得多的问题：
一个极权体制，究竟可以怎样摧残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如果我们把从延安整风以来八十多年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沉浮史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
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革；
从改革开放，到六四以后；
再到今天——
政治权力是怎样通过操弄知识分子的命运，去重塑乃至扭曲中国人的文化人格的？
而我今天想讲的，也不仅仅是那些被迫害的人。
还有另外一些人：那些在权力面前选择沉默、迎合，甚至主动充当“肉喇叭”和吹鼓手的文人。
一个制度真正可怕的地方，不仅在于它能决定人的生死，更在于它如何让更多活着的人，甘愿出卖自己的灵魂。
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幅历史长卷，来进行一次严肃的思考。
第一章 1949年以前
一、王实味：罪证——《野百合花》
1942年，延安整风。
王实味写下了后来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
他批评的不是外国敌人，而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特权、等级和生活待遇差距。
他提出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革命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吗？为什么革命队伍内部也会出现特权？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样的问题本来应该被公开讨论。
可是，当政治开始把“批评革命”与“反对革命”混为一谈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文章可以变成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又可以变成人格问题；
最后，甚至可以变成生死问题。
1947年，王实味被处决。
据相关记述，他被绑缚后用刀杀害，尸体被投入枯井。这种做法，令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区肃反中残酷的内部清洗，也让人联想到后来红色高棉政权所采取的暴力方式。
四十四年以后，当年处决他的那个政权又堂而皇之地为他平反。
而其中一个理由，竟是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
没有发现他是托派分子的证据。
苍天在上！
一个人即使政治观点与掌权者不同，哪怕他真的属于某种政治组织，就应该因此被杀死吗？
如果“托派”三个字就可以成为死刑的理由，那么我们究竟是在惩罚犯罪，还是在惩罚思想？
第二章 反右：昨天引蛇出洞，今日施以“阳谋”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知识分子被鼓励给党多提意见。
于是，许多并不了解王实味悲剧的人，天真地站了出来。
他们批评官僚主义，批评特权，批评制度中的问题。
可是不到一年，风云突变。
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做法概括为“引蛇出洞”。
在他的亲自推动下，邓小平担任反右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当时，中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可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人口总数不过数百万，而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却达到五十多万。
许多人因此失去工作，被流放、劳改，甚至死在夹边沟等劳改场所。
最后一批右派的平反，一直拖到20世纪90年代。
距离他们第一次被扣上“右派”帽子，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即使到后来，官方仍坚持认为，当年的反右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只是发生了所谓“严重扩大化”。
换句话说：
为了打击极少数被认定为“向党进攻”的人，却将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
这种政治运动的规模和效率，恐怕连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看了都要自叹弗如。
从此，知识分子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祸从口出。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门保命绝学：
见风使舵。
可以想，但不要说。
第三章 文革：思想即罪
到了文革，连拥有自己的想法都可能成为罪过。
因为整个中国仿佛只允许一个人思想，其他人只能学习他的思想，背诵他的语录。
北京青年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价值，究竟应该由自己的行为决定，还是由父母的出身决定？
在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直觉中，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但遇罗克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70年，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据后来流传的材料记载，他的家人甚至还要为处决他的子弹支付费用。
九年以后，杀死他的那个政权又宣布他无罪。
只有一纸平反，没有人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
这些知识女性，不过因为坚持自己的思想与判断，就失去了生命。
关于张志新在关押期间遭受侮辱、虐待，以及临刑前遭到残酷处置的记载，更令人不寒而栗。
最令人唏嘘的，还有黎莲。
她被处决时，文革事实上已经结束。
但她的所谓罪名，同样与“反革命思想”有关。
她不过是在私人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却因此遭受灾难性的后果。
这些人的遭遇所揭示的，是同一种政治逻辑：
以思想治罪。
不仅惩罚所谓“错误思想”，还要彻底摧毁所谓“犯罪者”的人格，把一个人变成权力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
第四章 商女悲歌
四、严凤英：从“七仙女”到“美女蛇”
如果说遇罗克、张志新代表的是思想遭到迫害，那么严凤英所代表的，就是艺术遭到摧毁。
很多中国人都熟悉黄梅戏《天仙配》。
那句脍炙人口的：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曾经传遍大江南北。
而塑造了经典“七仙女”形象的人，就是严凤英。
她曾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可是到了文革，她却突然被打成“美女蛇”，甚至被诬陷为特务。
1968年，38岁的严凤英不堪长期羞辱，服药自尽。
然而死亡并没有让羞辱停止。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有人竟然命令对她的遗体进行解剖，以所谓“查找发报机”。
这样的荒诞与残忍，本身已经说明问题：
当政治偏执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艺术家不再被当成人，而只是被当成一个可以被侮辱、解剖和处置的政治对象。
文革以后，她也像王实味一样被平反。
但问题依然存在：
谁为她的死负责？
谁为那些侮辱负责？
谁真正受到过法律追究？
五、当舞台只剩下“公式艺术”
严凤英不过是无数受害艺术家中的一位。
马连良、尚小云、叶盛章等大量戏曲艺术家，都在劫难逃。
他们所代表的，不只是几个演员，而是中国几百年来形成的演艺传统：
手、眼、身、法、步；
唱、念、做、打；
生、旦、净、末、丑；
科班、流派、师承；
戏德、义气与行业规矩。
文革一来，这一切都被当成“封、资、修”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舞台上留下的，是高度政治化、公式化的作品。
《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
《红色娘子军》……
所谓“八个样板戏”，在相当长时期内垄断了公共舞台。
这些作品有没有艺术价值？
当然有。
问题不在于这些作品能不能存在。
问题在于：
当舞台上只允许这些作品存在时，艺术还能叫艺术吗？
艺术最宝贵的地方，在于表达的自由。
它可以表现人的复杂：
正面人物可以有弱点，
反面人物也可能有人性的闪光；
英雄可以有矛盾，
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尊严。
当政治要求艺术必须首先做到政治“正确”时，艺术就很容易被阉割成俯首帖耳的工具。
第五章 伥
六、不说人话，只会唱赞歌
说到这里，我们再谈谈另外一群人。
因为历史不仅由受害者组成，也由那些在权力面前趋炎附势、舔痈吮痔的人组成。
典型人物之一，就是郭沫若。
早年的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
《女神》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作品，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那个时候的郭沫若，歌唱的是生命、个性和精神解放。
但孔夫子早就说过：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1949年以后，政治权力需要文化吹鼓手，而郭沫若也进入了新政权的文化权力核心。
他长期担任重要文化和学术职务，成为官方文化体系中的标志性人物。
曾经歌颂“女神”的笔，后来越来越多地成为歌颂政治领袖与政治运动的工具。
他甚至曾在诗歌中极端颂扬斯大林。
政治风向变化以后，他又迅速调整自己的表达。
这是郭沫若一个人的问题吗？
未必。
更值得思考的是：
为什么一种制度，会不断生产出这样的知识分子？
七、舔辣椒的猫
真正高明的政治控制，并不需要拿枪指着每一个人。
它只需要让人知道：
什么样的言论，会带来掌声、官位、出版机会、财富，或者今天所说的“流量”；
而什么样的言论，会让人失去这一切。
于是，人们甚至不需要扬鞭，便会“自奋蹄”。
他们自己就会判断：
什么应该说，
什么不能说，
什么应该夸大，
什么应该回避。
此时，权力控制的就不仅仅是人的身体。
它开始塑造人的思想，甚至塑造人的价值判断。
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毛泽东问身边的人：
怎样让一只猫自愿吃辣椒？
最后的答案是：
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猫自然会去舔。
不论这个故事是否完全可靠，它所揭示的权力逻辑却非常形象：
最成功的控制，不是强迫你服从，而是让你在“自愿”之中完成服从。
第六章 后文革时代
八、改革开放：重新看见“人”
1978年以后，中国文化界出现过一次明显的复苏。
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思想解放讨论，以及伤痕文学的出现，都重新打开了一些思想空间。
《芙蓉镇》、
《黄土地》、
《红高粱》、
《河殇》……
这些作品重新提出了一个被政治运动长期压抑的问题：
普通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人在历史中究竟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
文化开始重新把“人”放回中心。
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开始大量接触哈耶克、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民主、选举、公民权利与政治改革。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顺利发展下去。
同一时期，同样存在着对西单民主墙的镇压，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打压。
最终，1989年发生了六四镇压。
第七章 后六四时代
九、从“不敢说”到“不想说”
六四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
商业文化迅速发展。
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互联网越来越繁荣。
与此同时，政治红线也越来越清楚。
于是，一种新的文化心理逐渐出现。
过去是：
“我不敢说。”
后来越来越变成：
“我懒得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当人们已经知道什么不能说，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别人提醒。
自己就开始审查自己。
审查机制由此完成了内化。
而经济发展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社会主流价值越来越被“经济成功”所吸引。
仿佛只要发财了，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何以解忧？
唯有暴富。
于是，许多血迹斑斑的政治悲剧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而下一场悲剧，也可能就在遗忘中悄然酝酿。
第八章 毛病未改，恶习养成
十、习近平时代：文艺为什么又成为“战线”？
到了2026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
“六十年前的文革又原封不动地回来了。”
那样并不严谨。
今天有互联网，有商业文化，有庞大的娱乐产业，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
产生文革的某些政治逻辑并没有彻底消失。
文革的特征，从来不仅仅是红卫兵和红袖章。
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权力逻辑。
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毛泽东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词：
事业。
战线。
文艺首先被定义成什么？
不是艺术家的私人创造。
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探索的精神空间。
而是一个需要政治领导的“战线”。
讲话还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方向。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文艺必须坚持政治上规定的“正确方向”，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把类似逻辑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文学需要“正确方向”；
艺术需要“正确方向”；
历史研究需要“正确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正确方向”。
那么，当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都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政治方向正确时——
思想还能真正自由吗？
十一、谁还在唱赞歌？
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另一种文化现象。
张维为、陈平、司马南等公共人物，长期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表达。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学术背景和具体观点当然不同，没有必要把他们简单归为同一种人。
但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值得观察：
当维护官方叙事、歌颂政治权力能够获得巨大的传播资源和公共影响力时，知识分子的选择就不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
它同时也是制度问题。
因为一个制度如果不断：
奖励顺从，惩罚独立；
奖励歌颂，压缩批评；
奖励“正确”，惩罚“不合时宜”——
那么它最终就很容易产生大量：
主动去“吃辣椒”的猫。
第九章 孤勇者
十二、大写的人
现在谈谈秦晖、袁腾飞、易中天、张鸣等仍然活跃的知识人。
他们之所以值得讨论，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正确。
没有任何学者可以做到这一点。
真正重要的是：
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资格犯错？
有没有资格提出一个和官方解释不同的问题？
有没有资格说：
“我认为你错了。”
如果连这个资格都没有，那么大学就只剩下知识传授，教授就只剩下政策解释，历史学就只剩下标准答案。
而真正的学术，往往恰恰从两句话开始：
“我不知道。”
以及：
“我不同意。”
十三、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秦晖的经历尤其值得思考。
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和制度问题的学者，曾经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退休以后，他的许多公共讲座和思想传播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体制之外，包括海外讲座和游学活动。
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学者，为什么越来越需要在中国之外，向中国人讲中国历史？
袁腾飞从体制内历史教师走向更市场化的公共表达。
易中天、张鸣等人的公共表达空间，也经历过明显变化。
这些人的经历当然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都说成“被迫流亡”。
但这些现象共同提醒我们：
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表达空间，越来越需要依靠体制之外的渠道。
十四、从王实味到高兟：艺术家诠释历史的代价？
如果说王实味、遇罗克和严凤英，是我们回望毛时代时不能忘记的名字，那么近年的高兟案，同样值得关注。
高兟是中国当代艺术家。
他和弟弟高强长期创作涉及中国历史、文革、政治权力与个人记忆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
《下跪忏悔的毛》
我们暂且不讨论喜欢还是不喜欢。
先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艺术家为什么不能这样表现一个历史人物？
作品中的毛泽东不是站在高高的台座上，而是跪在那里。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艺术隐喻：
一个曾经拥有至高权力的人，也可以成为面对历史、面对受害者、面对自己行为的人。
这就是政治艺术。
它本来就应该让人不舒服。
因为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已经被固定下来的东西。
相关作品早在2000年代就已经创作。
此后，高兟因相关艺术表达遭到刑事追诉。
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个艺术家有没有权利重新解释历史？
一个雕塑家能不能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忏悔的人？
一个画家能不能把历史人物画得不那么“伟光正”？
一个导演能不能拍一个有缺点的革命领袖？
一个喜剧演员能不能用戏谑的方式重新处理一首红歌？
如果这些都不可以，那么艺术究竟还剩下多少真正的自由？
或许，自由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真正充分绽放过。
第十章 东方朔要悬
十五、郭德纲：当红歌遇到济公
郭德纲又惹出争议了。
这一次，是因为济公唱了红歌。
“郭德纲会不会被禁演？”
目前还是一只“薛定谔的猫”。
为什么一首所谓“红歌”改几个词来唱，就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一条普遍规定说，某一首歌的旋律不得重新填词，不得戏谑，不得进行喜剧化改编，只能赞美。
如果一件普通的文化作品一旦被赋予政治神圣性，就不允许被重新解释、改编甚至开玩笑，那么它实际上已经不再只是普通文化作品，而成了一种政治符号。
而一旦政治符号被规定为神圣不可触碰，艺人当然也就成了高风险职业。
东方朔如果活在今天，恐怕也得小心。
第十一章 迷雾
十六、历史会不会重演？
鬼知道。
今天毕竟不是1966年。
没有当年的红卫兵运动，没有当年的样板戏垄断，也没有完全相同的群众政治动员。
社会、经济和科技环境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但是，历史从来不会把昨天原封不动地复制一遍。
它往往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某些熟悉的逻辑。
过去是：
“你的思想不正确。”
后来是：
“你的作品不正确。”
再后来：
“你的三观不正确。”
最终可能变成：
“你的表达本身就违法。”
形式变了。
技术变了。
时代也变了。
可是那些曾经造成灾难的逻辑，换一件马甲，仍然可能重新粉墨登场。
结语 压制自由的政权，不可能真正获得文明意义上的正当性
我今天谈这些人、这些事，不是为了活在过去的仇恨里。
恰恰相反。
正因为我们希望未来不要重复过去，所以才必须记住过去。
一个真正自信的文明，应该允许一个人说：
“我不同意。”
应该允许一个作家说：
“我对历史有另外一种理解。”
应该允许一个艺术家重新塑造历史人物。
应该允许一个教授批评政府。
应该允许一个普通人拥有自己的思想。
甚至应该允许一件艺术作品：
让我们愤怒，
让我们不舒服，
甚至让我们觉得受到冒犯。
因为：
冒犯不应该自动等于犯罪。
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不需要法律规定自己永远伟大。
真正自信的制度，也不应该害怕艺术家重新解释历史。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的红袖章。
而是这样一种思想：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历史不能问；
有些人物不能碰；
有些思想不能存在。
而更加危险的是：
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不能说。
我们自己就开始闭嘴。
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写。
我们自己就开始删稿。
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不能画。
我们自己就开始修改作品。
不再需要别人要求我们歌颂。
我们自己就开始寻找歌颂的语言。
到了那个时候，权力真正取得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沉默。
而是我们的思想。
甚至是我们的灵魂。
所以，让我们记住王实味。
记住遇罗克。
记住张志新。
记住严凤英。
记住刘晓波。
支持彭载舟。
关注高兟。
关注郭德纲。
也记住黎智英、张展，以及今天仍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历史、表达思想与艺术的人。
因为一个民族真正的自由，不是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
而是：
即使你不同意我的话，你仍然允许我把它说出来。
当一个政权依靠暴力恐吓公民闭嘴，用人为规则压制人的基本天性时，它在文明意义上的正当性就必然受到质疑。
最后，再点一下题。
“只缘妖雾又重来”，出自毛泽东1961年写给郭沫若的诗句。
那正是大饥荒造成严重灾难的时期。
毛把与自己不合的政治意见视为“妖雾”。
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真正笼罩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妖雾”，不是那些提出异议的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传统专制权力结构和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极权思想。
如今，这种政治逻辑又有重新强化的迹象。
那么，能够驱散这层“妖雾”的“千钧棒”是什么？
在我看来，不再是另一次革命，不再是另一位救世主，而只能是：
宪政、法治、自由、人权，以及真正能够约束权力的现代制度。
愿我们都能成为挥动这根“定海神针”的人。
早日还华夏神州一个澄清玉宇。
谢谢大家。
张冠元2026年9月17日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演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