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和平论者龙应台在联经出版的《思想》第54期中发表文章〈十日之行：人类最后的停顿〉[1]，透过历史寓言与现代科技的对比，指出和平的关键在于给予人类理性的停顿空间，并主张透过道德理性与战略吓阻并重的双轨手段来化解战争危机。她说，在台海及全球地缘政治笼罩在战争阴影的当下，人类必须死守住属于理性、伦理与对话的最后停顿。她所指的“停顿”，是指在“决定开战”与“正式执行”之间，留出让人类理性、外交斡旋与伦理思考介入的缓冲时间。龙应台之所以强调需要“最后的停顿”，是因为现代科技（如AI自主武器、网络战、高超音速导弹）正在消灭这个让人获得缓冲化解矛盾的机会。
笔者担心，她这种“和平观”会产生麻痹作用，就如她过去的和平论一样，把和平建筑在中共的理性上。将和平寄托于对方的“理性”、“伦理”或“对话”，在现实中是极其危险的麻痹剂，因为：
第一，她误判了楚王（中共）的“理性”定义
龙应台文中的逻辑是：墨子透过兵推，让楚王意识到“代价太高，无法必胜”，于是楚王选择了不着兵戈的理性放弃。但现实是：中共是一个极权体制的政权，其“理性计算”与自由民主社会完全不同。中共也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驱使的政权，台湾问题常被提升到“历史定位”、“政权合法性”与“民族复兴”的至高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代价极高、即便兵推显示会伤亡惨重，决策者仍可能认为开战是“理性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将和平建立在“对方会因为不化算而收手”的假设上，容易导致防线的心理麻痹。
第二，她看不到台湾现行的“防御体系”会被“反战言论”削弱
龙应台自己说：墨子劝阻楚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宋国城墙上真的站满了“三百名墨子的弟子”，他们能用墨子传授的技术反制公输般（按：即鲁班）的发明，这正好说明积极防御的重要性。所以她应该看到，在台湾的舆论环境中，过度强调“反战”、“和平对话”或“不要挑衅”，往往在无形中解构了这“三百名弟子”的抵抗意志。当社会普遍弥漫着“开战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大家都不要打”的和平主义时，往往会导致兵役改革、国防预算、民防准备受到掣肘。没有强大意志与实力支撑的“墨子”，只会变成跪求和平的宋国。
第三，模糊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本质区别
龙应台文中的逻辑：墨子与楚王、公输般是平等的智者对话，战争是一个可以被讨论、被推演的技术和伦理问题。但现实是：两岸问题的本质，是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主权地位与生活方式。龙应台过去常将战争的责任简化为“执政者的挑衅”或“大国角力的棋子”，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论述，容易模糊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本质区别，进而让防守方产生“只要我们不挑衅，对方就会停下来”的麻痹幻想。
她所提倡的“停顿”，更是对“AI自动化杀人”的恐惧。在过去，楚王要攻宋，尚有“十日之行”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去劝阻。但未来的AI战争，算法可能在0.001秒内就判定敌方有威胁并自动发射导弹，人类决策者甚至连“停顿”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进入核末日了。她所以强调，过去国际间很多危机，都是靠有片刻“停顿”的空间而得以化解。
今天龙应台提出“停顿”，可说是正中中共的下怀。历史经验说明，每当中共力有不及时，它会和对手谈“停战”、谈“和平”、谈“统战”，用亲情、友谊、同根生来麻痹对手；但当它力有所及时，它会彻底消灭对手。关于这个特点，笔者曾经引用中共的内部档，把这套伎俩呈现出来[2]，这里不赘。今天中共没有武统台湾，恰恰反映它力有不及的实际处境，这个时候它需要的是一个积聚实力（直接军事打击及建立内应势力）的时候，龙应台的“停顿”，正契合它这个时候的需要。当然，我不是说龙应台是主动配合中共的策略，但很遗憾她在这个时候推出“停顿”论，客观上产生同一个配合中共需要的效果。
龙应台应该从西藏《十七条协议》（1951年）与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十二条方针”（1984年）这两个历史“前车之鉴”，得出一个结论：当中共能力有所不及时，它会讲协商、一旦到它能力足够时，它会用武力。请看下表：
历史的镜子：西藏与香港的“和平麻醉”
案例
中共“实力不够／有所顾忌”时的和平姿态
中共“实力足够／时机成熟”时的武力与收权
西藏《十七条》
1951年
中共刚建政，西南局势未稳，且藏区地形险要。为了顺利进军，中共承诺“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
1959年，解放军公路修通、对藏控制力稳固。中共开始强推“民主改革”与集体化，最终撕毁协议，引发拉萨骚乱，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至今。
香港《一国两制》十二条
（1984）
邓小平时代，中国刚实施改革开放，急需香港作为引进外资、技术和西方体制的窗口，且忌惮英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应。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的经济占比骤降，国际依赖度减弱。2014年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强调“全面管治权”，2020年，直接跨过香港立法会强推《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实质上变为“一国一制”。
所以，对中共而言，任何“和平协议”或“政治承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而是一种“在其实力不足、或有战略需要时，用来麻痹对手、争取时间的战术工具”。一旦两岸或国际的实力天平彻底倾斜，这些承诺就会变成“权宜之计”或中共外交部口中的“历史档”。
从这“十七条”和“十二条”两个历史案例出发，我们可以看清当实力不对等时，盲目追求政治对话和协议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既然历史给了如此沉痛的教训，台湾社会在面对中共的“和平、可亲、愿意交朋友”（如推动两岸大融合、文化交流、青年创业优惠）的基调时，就必须：一、采取“现实主义的防御眼光”：拒绝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政治谈判、看穿“以经促统、以民逼官”的麻醉剂。二、当中共对台展现“和平惠台”的姿态时，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弱化台湾内部的防卫意志，以及将和平建立在“中共付不起代价”的硬实力上。
所以，龙应台在文中所说的“停顿”，如果变成对中共善意的天真期待，将会成为致命的麻醉剂。台湾社会必须牢记西藏与香港的血泪教训：和平从来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当你手里握有让侵略者折断牙齿的武器时，对方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暂时客气”。
[1]《夹缝中的马华社会（思想54）》，202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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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翔〈中共对美开展微笑外交〉，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1月6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ching/china-us-relations-smile-diplomacy-010620251322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