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我和朋友聊天，他问我是怎样成为美国保守派的，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90年代初，我进入美国参议院工作不久，读了历史学家杜兰特（Will Durant）写的《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后，我又读了他夫妇总结这11卷巨著的《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书。这本书基于他们对人类文明史的长期研究，阐释了为什么社会需要稳固的保守主义基础，以平衡激进的变革。这套书是我成为保守派主要原因。
杜兰特关于为什么应当采取保守而非激进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观点：
首先，纵观历史，激进新观念的成功率很低。在提出的每一百个新观念中，往往有九十九个甚至更多，不如它们试图取代的传统做法。
其次，传统和习俗是无数世代在“历史的实验室”中，经过数百年反复试验所积累下来的经验结晶与智慧。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或博学，都不可能在短短一生中积累足够的智慧，去全面评判、否定乃至废除社会中那些长期行之有效的传统、习俗和制度。
再次，突然割裂传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如个人的心理健康依赖于记忆的连续性，一个群体的健康同样依赖于传统的延续。骤然打破这种联系，容易引发破坏性的社会反应。
此外，抵制变革的保守派与推动变革的激进派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根基。让新观念经受反对、阻力和批判的检验，可以确保只有真正适用的创新才能最终被社会采纳。同时，传统观念与激进的新思想之间形成的制衡，也会产生创造性的张力。正是这种相互抗衡的力量，使社会既能保持内部的统一与稳定，又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结合我在中共党国亲眼目睹的共产瞎折腾，尤其是毛泽东大破大立、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灾难，我很容易就接受了保守主义的立场。
我当时的老板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他虽然推荐我读安·兰德的书，还送给我一本《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作为礼物，但从未要求我接受任何特定的主义、宗教。同事们的思想也相当多元，其中还有几位特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因此，我没有任何来自同侪的压力，接受美国保守主义完全是自己理性思考后的决定。
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努力做一个前后一致、但思想开放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在今天这个嘈杂的社交媒体时代，我开始重读《世界文明史》。30余年后再读《希腊的生活》，感受更为深刻。杜兰特对文明盛衰规律的深刻警示，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一个伟大的国家或文明，不会被外部力量征服，除非它已经从内部毁灭了自己。（No great nation is ever conquered until it has destroyed itself from within.）
有个MAGA大佬曾对我说，“你比我还激进！”其实，我只是比他更保守而已。
不错，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保守派，并深以此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