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北京大学北京基因体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北京的实验室进行测试。(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近年来，中共治下的医疗系统，不论是临床试验当中的草菅人命，还是肆意篡改人类胚胎基因，乃至强迫摘取良心犯器官用于移植牟利等事件频繁被曝光，美国正采取行动打击中共黑暗的医疗系统。
2026年10月26日，美国财政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实施《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INS法案）的拟议法规。拟议法规将禁止美国公民投资从事小分子、生物制剂、疫苗、细胞和基因疗法及其递送机制研发或生产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如果这项法规实施，几乎所有中国创新药物研发企业都将成为被禁止投资的外国实体。新规生效的日期很可能在2027年第一季度末左右。
在财政部提出这项提议之前，制药行业对华府进行了数月的游说，反对限制投资中国制药企业。
近年，制药巨头和生物技术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药物研发企业。今年，辉瑞、百时美施贵宝和罗氏等公司已与中国企业达成数十亿美元的许可协议。2008年，在所有新启动的创新药物临床试验中，只有不到5%在中国进行。而在2025年，这一比例迅速增加到45%。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InGel Therapeutics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致力于治疗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眼病。据彭博社报导，该公司一度只剩下100万美元。而在美国做临床试验，成本可能高达1000万到2000万美元。于是他们去了中国，将这100万美元投资于上海一家医院组织的临床试验。预计明年初将公布结果。
欧美药企涌向中国进行临床试验
欧美药企涌向中国的原因是，这里有廉价的临床试验和简单的监督流程。麦肯锡估计，在中国，1期临床试验每位患者的成本约为全球基准的三分之一，试验招募速度快2到5倍。
中国吸引欧美药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这里发起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IIT）的手续也比较简单，只需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无需国家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批。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几乎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和成本开展IIT。
比如，在美国，进行人体试验之前，首先实验室和动物研究会评估安全性、毒性和基本药代动力学。
第二步，向FDA提交研究性新药（IND）申请。FDA有30天时间审查IND，以确保人体受试者不会面临不合理的风险。
第三步，将方案、研究者手册和招募材料提交给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所有患者在入组前都必须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每位参与者都必须审阅并签署经IRB批准的知情同意书，其中详细说明研究的风险、益处、程序以及随时退出的权利。
第四步，在ClinicalTrials.gov上注册试验。
临床试验频频曝死亡事件
然而，中国廉价的临床试验成本和简单的监管手续是有代价的。近几个月来，中国临床试验中曝出多起死亡事件。
今年7月，《科学》杂志报导说，一名6岁女孩患有影响神经发育的基因突变，于2025年3月在上海新华医院接受了旨在纠正潜在缺陷的治疗。几天后，女孩因与治疗相关的严重免疫反应而去世。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就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并未提及上述死亡事件。该论文详细介绍了这项疗法的动物研究，该疗法利用一种名为碱基编辑的技术来精确改变单个DNA碱基。据《科学》杂志报导，该论文还忽略了早期猴子实验中出现的令人担忧的肾脏和肝脏问题。
今年8月，中国药企辉大基因曝出另外一起死亡事件。该公司发布公告说，一名参与该公司临床试验的男孩死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原因是其对用于治疗的病毒产生了严重的免疫反应。
去年，辉大基因首席执行官陆英明展示了全球首批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一种难治性致命疾病）患儿的临床试验数据。美国类似的试验因技术难题而搁浅，但辉大基因凭借其“独特”的监管途径，迅速取得了进展。该途径允许中国医院在无需政府监管机构监督的情况下开展研究。
前两名患者的治疗结果并不理想，甚至无法确定这种疗法是否有效。但陆英明仍然表示，数据显示该疗法可能有效，公司即将测试更高剂量。希望更高剂量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然而，在那次会议之后的15个月里，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没有再发布任何消息。去年夏天，陆英明悄然离职。在美国医药行业数字媒体STAT追踪调查数月之后，该公司发布了患儿死亡的消息。
医疗行业违反伦理道德
中国医疗行业违反伦理道德、漠视生命的行为屡见不鲜。
2018年11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宣布，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一对双胞胎的胚胎细胞的CCR5基因，尝试使婴儿获得对部分艾滋病具备免疫能力，并且这对双胞胎已经降生。这是人类基因库首次遭到人为篡改。
然而，11月26日，中共官媒人民网洋洋得意地宣称贺建奎的行为“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令科学界和社会震惊，因为基因编辑胚胎涉及仍未解决的伦理和技术问题。诺贝尔奖得主、逆转录酶发现者戴维·巴尔的摩代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组委会发布声明，谴责贺建奎的行为。
医院活摘器官
中国医院丧失人伦道德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活摘良心犯器官用于移植牟利。
2021年6月，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他们已收到可靠信息，少数族裔、语言或宗教群体的被拘留者可能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强制接受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查，例如超声波和X光检查。据报道，这些检查结果会被录入一个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用于器官分配。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根据收到的指控，从囚犯身上摘取的最常见器官据称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以及较少见的肺部。这种以医疗为目的贩运活动据称涉及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员，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和其他医学专家。”
2022年4月，《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计算机文本分析，分析了1980年至2015年间发表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的2,838篇中文文章。分析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植外科医生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规则，即在捐献者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摘取了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器官。
中共被广泛指控为强摘器官的主要贩运者和非法器官贩运者。现有公开信息表明，法轮功学员是这种残忍做法的主要受害者，被监禁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也是受害者。数据显示，中国医院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远远超过符合伦理的捐献者数量所能达到的最高估计值。
中国医院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已经引发美国的关注。
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医院不道德行为
9月28日，美参议院通过《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S.4009），对明知故犯、协助或负责在中国进行强迫摘取器官或贩运器官的外国人，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和禁止有关其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对涉案人员甚至其家庭成员取消美国签证和入境资格。
对于中国临床试验发生的死亡事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9月份发出警告说，如果无法核实外国数据的收集方式是否符合该机构的标准，则可能拒绝批准某种药物上市。该机构还计划加强对早期外国研究的监管。
波士顿生物技术公司Ginkgo Bioworks Holdings, Inc.首席执行官、美国国家新兴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前主席杰森·凯利告诉彭博社，FDA的政策可能会改变有意在中国开展早期研发的制药公司的考量。
参与杜克临床研究所研讨会的专家指出，中国通过加快I期临床试验的速度以及降低成本，吸引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前往开展早期研究。然而，对中国的依赖会削弱美国的早期临床试验能力，最终可能会影响美国患者获得新药的机会。
专家还指出，外国临床试验的质量和伦理道德合规性存在疑问。外国医疗组织和医疗服务模式跟美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包括知情同意标准不一以及患者自主权受限——都会影响试验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在缺乏美国监管的机构中，很难核实其是否遵守良好临床实践（GCP）标准，而且提交给FDA的海外早期临床试验数据可能并不总是符合美国国内试验的严格标准。
专家们鼓励政府采取改革措施，促使临床试验回流美国。最近，美国监管机构明确了I期临床试验的证据标准，并通过改进平台认定降低了CMC（化学、制造和控制）的要求。
专家们还希望当局采取更多行动，包括简化监管、规范场地运营、为国内早期投资创造财政激励，包括采用税收抵免、退税或政府支持采购等金融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