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
Red Dawn Over China: How Communism Conquered a Quarter of Humanity
作者：
冯客
译者：
萧叶
出版社：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6/10/28
内容简介
★《金融时报》和《外交政策》杂志2026年最受期待书籍
★邦诺书店2026年2月最佳图书
★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全新力作——“人民三部曲”前传，揭露中国共产党如何翻转新中国
红曦照亮的，是希望，还是灾难的序幕？
一场改变四分之一人类命运的革命，究竟如何征服了中国？
1937年，爱德加．史诺以《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与希望的革命神话。近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冯客以《红曦照耀中国》重新追问：当红曦升起，它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经过战乱，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本书以大量近年解密的中外档案、回忆录与第一手史料为基础，细致重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所谓共产党人在山区为自由而战，透过夺取富人土地、分给穷人而逐步赢得民众支持的故事，是否就是真实历史？冯客挑战长久以来关于中共崛起的英雄叙事，揭示政治宣传、群众动员、军事斗争与权力运作如何交织成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
这部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取得胜利、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全球史。当共产主义成功征服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其影响远远超越国界，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乃至今日的世界秩序。
继“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剧》、《毛泽东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之后，冯客带来全新作品，再次以犀利而严谨的笔法，带领读者回到原点，重新审视共产中国诞生的关键时刻。
目录
前言
第一章．萌芽（一九二一—一九二六）
第二章．鼓动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三章．红色恐怖（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四章．苏维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第五章．求生（一九三四—一九三六）
第六章．再次合作（一九三六—一九四一）
第七章．等待时机（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第八章．内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致谢
精选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作者：冯客（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于荷兰，现居美国加州帕罗奥多，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利亚斯资深研究员，并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其著作颇丰，改变了历史学家理解中国的方式，代表作包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记录毛泽东时代普通人民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剧》、《毛泽东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独裁者养成之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等。作品曾荣获2011年塞缪尔．约翰逊奖，并入围2014年欧威尔奖。
www.frankdikotter.com
译者：萧叶
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及出版相关中英文论文、书评与译著若干。译有《解放的悲剧》、《毛泽东的大饥荒》、《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等书。
前言
在时间的碾压下，无论是记忆、人物或者物品，亦或设计为千年不倒的建筑，最终都会化作尘土。从古至今，绝大多数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在这世上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即便在今天这个数位时代，如果我们到网络上搜寻几年前刚刚去世的亲朋好友的资讯，得到的结果往往也少得可怜。我们无法把逝者召回，向他们询问我们如此关切的问题，也无法回到过去，亲身感受时代的脉动。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做到，那就是把自己沉浸在历史的纪录中，阅读一份份口述访谈，以及保存在国家档案馆海量资料里的私人信件和明信片。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而且无法穷尽所有资料，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对于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我们，这是了解历史的最佳途径。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封闭。直到今天，研究者想要通过规范管道获取第一手资料依然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查阅共产党的内部档案了。历史—不仅是中共的历史，还包括它过去敌人的历史—全被党牢牢地控制着。
尽管困难重重，中共一项规模浩大的党史工程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历史的窗口。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间，隶属于中共中央的中央档案馆与全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合作，出版了三百多册中共原始文件资料集，时间从一九二三年横跨到一九四九年。这套资料集印量不多，仅限党内流通，因此无法在书店买到，公共图书馆也无法查阅。然而，它们还是通过某种途径流入了香港。
这套书每册大约四百至六百页，对于想深入了解中共历史的人来说，是必读的基本资料。然而，这批重要资料的利用率却不高。究其原因，或许源于另一个悖论：这些资料充分证明，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中共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处于边缘地带。以无锡为例，这座位于上海以北的工业城市，一九二九年已拥有十几万工人，可中共党员仅有二十五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国民党对中共血腥镇压的后果，但即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之前，在拥有两千万人口的浙江省，中共的党员人数也不足两千六百人，仅占全省人口约七千七百分之一。不仅如此，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报告显示，许多中共党员几乎从来不缴党费，对党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经常缺席党的会议，还乱花经费，这些人显然不是严守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些党支部仅仅存在于纸面上，其成员通过夸大人数从中央骗取更多经费。从人数来看，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纳粹德国除外），共产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都高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省分。即便在葡萄牙，共产党遭到总理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严厉镇压，可一九三四年其党员人数仍达到两万五千人，占全国总人口约二百八十分之一。反观一九四○年以前的中国，中共党员人数最多时不过占全国人口约一千七百分之一—这个数字还极可能被共产国际夸大了（共产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其宗旨是为了推动全球共产革命运动）。这个比例相当于美国共产党员在全美人口中的占比，而美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得很。再比如芬兰，虽然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非法政党，但一九三五年时其成员仍达到约五千人，占全国人口约七百分之一。回到中国的甘肃，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深处内陆的贫穷农业省分本应具备共产革命的理想条件，可事实上，一九三九年时全省六百七十万人口中，中共党员仅有二百六十四人，占全省总人口的约两万五千分之一。那一年年底，经过一次党内清洗，剔除不忠诚的党员后，甘肃的中共党员人数掉到一百四十三人。事实上，直到一九四五年后，中共的规模才真正开始扩张。
当时身在中国的外国人也观察到这一事实。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位负责评估中国各地军事实力的美国驻华武官指出：“从实际情况来看，共产主义在中国并不构成威胁”，因为除了蒙古、满洲和西藏外，全中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地区被共产党控制，其中最恶名在外就是江西苏区，中共在那里发行独立的邮票和货币，上面印着毛泽东的头像。不过，江西苏区地处贫瘠山区，经济落后，没人愿意投奔那里。这名美国驻华武官总结道：“如今，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任何一个港口或经济发达的地区被共产党所控制。”
共产党在中国的边缘化还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上得到印证。在整个民国时期（即从一九一一年帝制终结，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这段时期），即便是中共的重大战略行动也很难登上报章的头条。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经过中央政府的几次围剿，江西苏区最终瓦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仓皇逃离—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长征”。然而，就连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哪家报纸用头条予以报导。也许有人会质疑，这可能是国民党的报纸审查制度所致，可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很乐意宣扬占领江西苏区的军事胜利，只不过这一消息被各大报纸放在了第三版。
从当时驻中国各地的外国领事馆所提交的大量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确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影响有限。实际上，在农村地区，比共产党影响更大的往往是秘密会社、地方帮派和土匪等组织，他们掠夺村民，也会从农民中招募成员，与共产党形成有力竞争。有些组织的势力甚至强大到可以发挥政府的职能，在满足其要求的前提下，为当地居民提供保护，以免受其他土匪的侵害。对于这些地方组织，中国的历代政府时不时就会发起剿灭行动，但最终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当地居民。至一九二○年代初，各省的土匪人数不尽相同，例如湖南省有大约不到两千人，而一向比周边省分贫穷的河南则超过五万人。一九二○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报告称，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诸如暴动、军队哗变和土匪劫掠这类事件。直到一九三○年，这个面积几乎与整个欧洲相当、人口多达五亿的庞大国家仍然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为了争权夺利，隶属于地方、省和中央的不同军队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立，有时甚至爆发武装冲突。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与周边国家的战争，如一九二九年，中国与苏联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数十万人。一九三一年，日军侵占满洲，此后中日冲突不断，直至一九三七年爆发全面战争。
然而，在中国出版的有关近现代史的书里，却很少提到上述这些情况。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其叙述论调都被中共所主导，而这种论调有时听起来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派”结成邪恶联盟，中国饱受摧残，共产党则把富人的土地夺过来分给穷人，从而获得“农民”的支持，他还一步步团结起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最终打倒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法西斯。当然，不同作者的叙述差异很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存在争论，但他们论述的核心不变，都遵循了中共那套话语体系。
其实，中共篡改事实、操控历史叙述的作法，早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内战胜利前就开始了。例如，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中共军队辗转于南方各省，寻找建立新根据地的地点。一九三五年，仅剩的约六千人（其中只有少数女性）终于抵达陕西北部，与当地一支人数相当的武装合并，重新组建了红军。不久，毛经过严格挑选，决定邀请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来自密苏里州的理想主义者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或译埃德加．斯诺）—对自己进行采访。“安全、保密、热情和红地毯”，接待史诺的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史诺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待了几个月，听毛讲述了他本人及共产党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史诺完全被其吸引。几个月后，史诺回到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发表文章，把这位神秘的中共领导人介绍给全世界。在史诺的描述下，一群身处内陆、组织散漫的红军士兵，竟比一百七十万中央政府的军队更具活力，而毛则被描绘成蓄势待发的领袖，完全有能力领导全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当然，这一切都是夸大其词。次年，史诺出版了关于毛泽东和中共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毛泽东的名字从此变得家喻户晓，而书中对中共历史的叙述也成为日后相关论述的基础，甚至间接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史的整体阐述。从本质上说，史诺提供的版本编织了一个浪漫故事，他把共产党人描绘成为自由而战的绿林好汉，颇像手持甩石机弦挑战歌利亚的大卫，熟悉这个故事的西方读者都会对年轻的大卫抱以同情。
通过控制过去，中共得以把失败的纪录和对其不利的内容从历史书里抹去。例如，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比中共更受年轻人的欢迎，尽管中共档案馆里存有许多相关资料，但官方出版物对这个组织的介绍却少之又少。民国时期，除了共产主义，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丰富的民主思想和实践，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后通通都从官方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就像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一样，最终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毛站到最后，凭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打倒蒋介石领导的腐败残暴的独裁政府。在这种大刀阔斧的删改下，大量史实被人遗忘，其影响甚至不局限于中国的官方史书。例如，一九二九年的中苏战争，本是中国和欧洲国家在中国领土上爆发过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可在英文的二手文献中，几乎无法找到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论述，直到二○一七年才由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出版关于这场战争的专著。正如沃克所说，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中，很多人从未提到这场战争，其中不乏知名学者。本书的读者会发现，类似的情况其实还很多。马奎德（Robert Marquand）曾指出，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历史记述大多经历了批判、质疑、解构和重建的过程，可中共编造的“胜利者的历史”竟然可以做到“岿然不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未遭到实质性的挑战。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来澄清那段混乱的历史。上面提到，中共出版过大量内部流通的书籍，研究者还可以前往台北郊区的国史馆（编按：指新店馆区）查阅国民党保存的档案，此外还可以参阅蒋介石日记等个人资料。当然，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查阅“西方列强”保存的档案，尤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例如，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的法租界政治部（Sûreté）即拥有两千多名雇员，其中有许多特务和译员，他们的工作包括监视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这些代表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俄国的资料当然不可或缺，共产国际保存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档案，一九九四年至二○○七年莫斯科出版了五卷相关的资料集。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有什么发现呢？最关键的一个发现，是中国的共产革命充斥暴力，一遇到问题就诉诸暴力。事实上，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跟它在芬兰或美国差不多，根本得不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它最终是通过“枪管子”强加给全体国民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而共产国际则是一九一九年成立于莫斯科的组织，其目标是“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不仅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同时也对国民党兴趣深厚。国民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起初并不叫这个名字。那一年，清政府被一群暂时联合的军事将领推翻，但这个联盟很快解体，军阀们各霸一方，令中国陷入内战。莫斯科决定为国民党提供人力、资金和武器，帮助其建立军队，条件是必须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发动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一路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鼓动暴徒洗劫富商和地主，还把外国人当作帝国主义者来攻击，为北伐制造了巨大阻力。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内彻底清除，终止了斯大林强加的国共合作。
在此后许多年里，共产党依靠四处劫掠和绑架勒索生存，所到之处皆造成巨大破坏。他们围攻城镇，烧毁政府建筑，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抢夺其财产充作军资。等到没有东西可抢，政府军前来救援时，他们就转移阵地，再去祸害别的地方。
一九三○年后，中共转变策略，企图占领一块领土，建立正规军。但他们始终面临一个难题：一方面以“共产”之名废除税收，重新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又要从当地民众身上攫取足够的资源供养军队。长期下来，共产党并未从这种相互矛盾的作法中获得多大收益。抢夺一部分人的土地分给更多的人，结果造成所有人都贫困，即使家产微薄的农户也难逃一劫，民众吓得纷纷藏匿财产，也不愿多种粮食，只够自己吃就行。此外，无论是反对强制征收，还是有通敌嫌疑，各类真实或假想的敌人都会受到中共严惩。如此一来，农民们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何谈支持中共的“革命事业”？
至一九三六年，中共军队苦苦挣扎一年多后，陷入四面楚歌，所谓“革命事业”希望渺然。此时，斯大林再次出手，拯救了濒临绝境的中共。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对中国全面开战后，莫斯科为国民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支援，同时逼迫国民党与共产党再次合作。此后几年，日军帮中共达成了无法实现的愿望：日军进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并迫使其撤出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共产党盘踞在陕西的黄土高原上，把总部设在偏远的延安，那里虽然贫瘠荒凉，交通不便，却很安全。
对于革命来说，暴力并非偶然事件。正如西蒙．沙马（Simon Schama）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暴力从一开始就为革命提供了动力，因为革命者的目标是为了摧毁旧秩序。然而，革命的产生还源于对美好未来的设想。中共曾反复许诺，将来一定会消灭地主，赶走外国人，并惩罚资本家。一九四○年，毛泽东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声称共产党致力于团结所有“革命阶级”，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承诺革命成功后将实施多党制，保护民主自由和私人财产。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吸引了无数信众，此后数年里，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和记者纷纷投奔延安。结果，这些人到达延安后不久，便被迫检讨自己过往的经历，并互相揭发，数千人遭到关押、调查、拷打和清洗，甚至有个别被处决，与此同时，中共仍对外宣称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和平等。
至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宣传机器、控制严密的政党和规模庞大的红军，但实际控制的地域仍然有限。此时，斯大林再次出手相助，从西伯利亚派遣近百万兵力进军朝鲜，沿途占领了战略和工业重地—满洲。苏联红军在满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他们拒绝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接管这一地区，却偷偷地让共产党占领农村，并帮助中共提升游击队的战斗力，使其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
消耗战逐渐成为国共战场上的主要战略。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相比，中共军队在运用火攻、制造饥荒和正面格斗等战术时，更加冷酷无情。一九四八年五月，共军采用围城战术，试图通过制造饥荒迫使守军投降。长春城被困六个月，造成十六万平民饿死，最终于十月沦陷。与此同时，共军还采用“人海战术”，强征大量农民，把他们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几年后，中共在朝鲜战争中再次使用同样战术，给联合国军造成巨大压力。内战从一九四五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数以百万的难民涌入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令本已不堪重负的政府体系几近崩溃—颇为讽刺的是，却没有人逃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因为有长春之鉴，其他城市的国民党守军不想重蹈覆辙，因此纷纷选择投降，一座座城市相继沦陷。蒋介石及其政府被迫逃往台湾（西方人称之为“福尔摩沙”）。至一九四九年底，经过数年浴血奋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共产党终于征服了中国—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解放”。
在诠释“解放”的涵义时，好几代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动员并驾驭了庞大的社会力量，并提出更符合现代精神的进步的社会政治主张。事实却是：中共（尤其毛本人）在战场上比对手更无情、更无底线，因此在角逐政权时更据优势。他们对《孙子兵法》等古代战术活学活用，诸如欺瞒哄骗、神出鬼没等手段，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道德顾虑。总之，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最终伺机反扑，通过残酷的消耗战压垮敌人。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对胜利始终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