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半年，北京四中发生了一场后来被一些亲历者称为“小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模虽远不能与一年多以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回头看，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后来令人熟悉的现象：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人的重要政治尺度，学生开始跨班级串联，干部子弟迅速成为运动中的活跃力量，正常的学校和团组织程序受到冲击，“阶级路线”则越来越凌驾于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之上。
亲历者任小彬当时是四中高中三年级学生，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1964年至1965年的四中“小四清”，在许多方面都像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
1963年以后，中国政治空气日趋强调阶级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展开，城市“四清”也开始试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说法逐渐传播到校园。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看待老师和同学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过去评价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个人表现和同学关系都很重要；随着所谓“阶级路线”不断强化，家庭出身却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标准。
任小彬所在班级原本有一些学习优秀、工作积极、在同学中很有威信的学生干部，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够好”，逐渐退出班干部和团支部领导位置。新的团支部则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任小彬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团支部书记兼班长。
这种变化很快从组织人事扩展到学生之间的政治判断。
一次四中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支援越南的群众集会。第二天课间，一群其他班级的学生突然来到任小彬所在的二班，围住学生马巨，质问他为什么前一天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态度不够积极、声音不够响亮，并进一步追问：“你是什么阶级感情？”
一场没有任何正式组织程序的批判会就此发生。
其他班学生闻讯赶来，教室很快挤满了人。有人要求马巨“老实交代”。马巨被迫站起来，低头不语，后来突然流鼻血。直到上课铃响起，人群才散去。
这是任小彬第一次看到自发形成的群众批判。
当天马巨请假回家。任小彬和另外两名班干部担心他出事，放学后专程前往探望。后来他们才知道，马巨的父亲马宗霍是一位国学学者，哥哥马雍后来也成为历史学者。
然而在当时，这种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并不能给学生增加政治资本，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压力。
不久以后，学校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跨支部发展团员”事件。
任小彬班里的李新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从四川转学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入团。几个高干子弟因此认为，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的表现。
他们跨越班级自行串联，召集高三多个班级的团员，在阶梯教室举行所谓“高三联合团支部大会”。李新桅讲述自己受到“歧视”的情况，现场学生情绪激动，最后举手表决，通过他加入共青团。
按照正常组织程序，这种跨支部发展团员当然无效。
但政治压力已经形成。任小彬所在二班的团支部随后让李新桅补写申请书，重新召开支部大会，正式补办了入团手续。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一个学生是否入团，而在于学生第一次以“正确阶级路线”为名，越过原有学校和组织制度，自行组成跨班级政治行动。自此，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明显上升。
接连发生两次跨班级行动后，任小彬感到学校已经开始失去控制。
他和另外两名班干部找到四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解才民，要求学校党组织出来领导运动。任小彬记得，解才民听后只是无奈地笑了笑，说：“我说了他们听吗？也不听啊！我有什么办法！”
这句话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学校党支部仍在，校长仍在，但一部分政治背景强、阶级意识鲜明的学生，已经开始越过学校领导自行行动。
四中的动荡最终引起北京市委注意。
当时北京市原本只安排北京六中先进行“四清”试点，并未准备立即在四中展开运动。但由于四中地位特殊，学生中的政治活动又可能向其他中学蔓延，北京市委于是组成工作组，于1964年底进驻四中。
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接管学校运动。跨班级串联被停止，大规模群众活动受到限制，学校逐渐恢复教学秩序。“四清”转为以学习、自我教育和正面教育为主。
最后，学校领导班子并未被认定存在严重的所谓“阶级路线问题”，但校长解才民被调离，由工作组副组长杨斌接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学生中则找出一名所谓“反动学生”，作为阶级斗争存在的例证。
运动后期，学校还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员。
任小彬成为首批发展对象之一。他后来分析，工作组看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学校最混乱的时候，他曾主动找到校长，要求依靠党组织领导运动。这在当时被视为组织纪律性和政治可靠性的表现。
1965年毕业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任小彬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他的母亲当时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父亲是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新党员宣誓大会举行时，他的母亲就在主席台上。
随后，在工作组推荐下，他没有参加1965年高考，而被选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青年干部训练班。
与此同时，他班里却有另一批学生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据同学后来统计，全班四十多名参加1965年高考的学生中，有13人没有进入高校，其中不少人都有家庭出身问题，包括过去学习成绩优秀、获得过学校奖励的学生。
家庭出身正在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年轻人的教育机会和人生道路。
半个世纪以后，任小彬再次见到当年曾被批判的马巨。
老同学聚会时，他主动端起酒杯向马巨道歉。他说，当年的批判虽然不是自己发动的，但自己也是那套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作为班干部，没有能够保护自己的同学。
马巨当时笑着说，事情早已过去，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
不久以后，马巨在云南旅行时遭遇交通事故去世。追思会上，他的妻子告诉这些老同学，聚会结束的当天晚上，马巨曾激动地从中国打电话给家里，说：
“我的中学同学向我道歉了。几十年了，他们还记得，终于给了我一个公道的说法。”
直到那时，任小彬才真正意识到，当年那场看似短暂的批判，并没有从马巨的生命中真正消失。
1964年至1965年的北京四中“小四清”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但许多后来在文革中急剧膨胀的因素，当时已经出现在校园：家庭出身凌驾于个人表现之上，干部子弟因“阶级可靠”取得政治优势，学生开始跨越正常组织程序自行串联，个人是否热情表达政治忠诚，也可能成为判断其阶级立场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一部分年轻学生已经开始相信，自己有资格依据更高的政治正确，去审判同学、教师乃至学校领导。
1965年夏天，四中恢复了秩序。学生毕业，高考结束，校园重新安静下来。
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那时，人们才真正看到，此前几年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家庭出身、革命接班人和群众运动观念，已经在一代青少年心中积累了怎样的力量。
北京四中的“小四清”，因此留下了一幅颇具意味的文革前夜校园图景。
资料来源：任小彬《追忆文革前北京四中“小四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