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在媒体爆出两度绯闻之后震撼辞去辉达总裁、执行长和董事的职务，辉达股价闻声下跌13%，不久前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市值超过5兆美元的企业，立刻跌到不到4兆美元，在AI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辉达市值产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可见黄仁勋本次事件影响之巨大。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猜测与谣言四起，我列举几个最常见的猜测与疑问，并试图回答如下：
黄仁勋辞职主要是因为黄乐事件，Powell绯闻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媒体所爆出的黄仁勋两次出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和黄乐的绯闻因牵涉国安风险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但是实际上，黄仁勋和Kimberly Powell的绯闻对黄仁勋的职位影响更大。
黄仁勋和黄乐的绯闻，因为涉嫌中国间谍与违反出口管制禁令的问题，虽然黄仁勋可能因此违法，但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反而是和Powell的绯闻较为严重。
例如酷玩乐团（Coldplay）演唱会意外捕捉到Astronomer的CEO Andy Byron与Kristin Cabot亲密相拥，因为两人都已婚，Kristin Cabot又是该公司人资长，这不仅事关个人道德，也是公司治理问题，Andy Byron只得赶在董事会开除他之前紧急辞职，连人资长Kristin Cabot也被公司停职，一阵子之后也黯然离职。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多数大公司CEO的聘雇合约中都设有“道德条款”。只要CEO的私德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商誉，即使发生在私人时间与非工作场合，董事会就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直接将其解雇。
虽然不知道辉达和黄仁勋的合约中是否包含道德条款，不过已经明确违反辉达公开的利益冲突规范。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三名当事人都已婚，道德上都有瑕疵，不过黄乐只是辉达的客户，而Powell是辉达医疗保健事业部副总裁，直接向黄仁勋报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黄乐事件是否违法仍未可知，但若黄仁勋真的和Powell有绯闻，牵涉到的滥用职权和利益冲突，会比黄乐的案例更加严重，才是导致黄仁勋去职的主因，而非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绯闻与间谍事件之外，黄仁勋还有哪些可能违背辉达公司治理的问题？
黄仁勋的子女在公司就职并且担任高管，这不仅在美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极为罕见，也被认为是不良公司治理的特征。
辉达共有三名创办人，除了已经退休的Curtis Priem之外，黄仁勋和另一名创办人Chris Malachowsky的子女都在辉达任职，并且担任高管。
黄仁勋的子女原都不在辉达任职，女儿黄敏珊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曾在米其林餐厅任职，儿子在台北开设酒吧，但是最后两人都进入辉达，而且已经分别升职到实体AI与机器人平台产品与技术行销资深总监和机器人产品管理总监，虽然不是直接向黄仁勋报告，但是两名创办人的子女都在辉达担任要职，在公司治理来说，并非好事。
黄仁勋的离职，已经开始改变辉达的公司治理吗？
是的。黄仁勋辞去的职位包括总裁、执行长及董事，目前由执行副总裁暨财务长Colette Kress暂代执行长，同时任命曾任新思科技执行长的Harvey C. Jones为公司首任董事长。
Jones是辉达成立33年以来的首位董事长（Chair of the Board），辉达过去只有“首席独立董事（Lead Independent Director）”来负责监督管理层与协调董事会运作，而没有董事长。无论名称为何，实质上，辉达过去就是黄仁勋一人说了算，在公司治理中，比较接近董事长与CEO由同一人兼任的“CEO双重性”（CEO duality）。
这种作法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来说，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认为，高阶经理人本质上是追求成就与荣誉的“好管家”，其利益与公司高度一致。将两职合一能赋予领导者清晰的指挥权，提升组织运作效率。
从坏的方面来说，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认为，董事会的核心职责是监督经营团队。若CEO同时担任董事长，等同于球员兼裁判，会严重削弱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制衡能力。
实证上也是有好有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可能是基于结构内生性（endogeneity）而来，也就是企业选择合一或分立，通常是根据自身环境所找到最佳方案的结果。对辉达来说，黄仁勋大权在握，才是让其发挥才能的最好安排。
不过这也意味着，目前辉达首度设立董事长，代表辉达将改变CEO双重性，变为董事长和CEO由不同人担任，因此无论未来辉达找到的CEO是Tim Cook、苏姿丰或是扶正Colette Kress，下任CEO都不会在辉达享有和黄仁勋同样的权力。目前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点，是一个不小的疏忽。
黄仁勋辞职是断尾求生以避免间谍事件的法律责任吗？
前面提到的Andy Byron之所以主动辞职，是为了避免被董事会开除的恶名，影响其未来职业生涯，还能和公司谈判离职条件与股权，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不过要注意的是，辞职也许能处理公司治理的问题，但是无法躲过法律的制裁，断尾求生是不正确的说法。
例如麦当劳前任CEO Steve Easterbrook因为和下属有婚外情，而被董事会开除。而且在离职后，他不仅被麦当劳提告求偿，也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并处以罚款，因为当时他向麦当劳董事会的调查人员保证自己没有其他不当关系，并删除了手机内的相关讯息。董事会基于当时掌握的资讯，同意以“无正当理由解雇”的方式，让他得以带走价值超过1.05亿美元的现金与股票资遣费。因此如果向董事会隐瞒资讯已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法律责任。
至于认为黄仁勋的辞职，能够使得他从黄乐间谍事件中全身而退，更是不切实际的想象。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Brian Mast）、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John Moolenaar）及情报委员会（主席Rick Crawford）三人联合邀请黄仁勋于18日到众议院简报黄乐事件。
黄仁勋本来没有答复，三人曾经考虑发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传票（subpoena），最后黄仁勋同意出席才作罢。会议不会因为黄仁勋离职而失去效力，因为黄乐是否如美国国安情报显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直接招募并建立线路的情报资产”？黄仁勋知道多少？是否因此施压美国政府以及促成解除对中国出口管制？以及为何黄乐所属的Megaspeed能够向辉达买这么多芯片？是否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禁令？
Megaspeed是中国上市游戏与云端运算业者“第七大道（7Road）”，将其海外云端运算业务移转至新加坡分拆后的产物，是个年营业额1970万美元的小公司，但是从2024年至2026年初，Megaspeed的马来西亚子公司向辉达采购价值高达48亿美元的高阶AI服务器与硬体设备。
而且根据报导，辉达最初回复美方称其所有芯片销售记录皆准确合规。然而美方调查发现，Megaspeed实际进口的电脑芯片数量，比辉达官方连结到其数据中心的数量整整多了50,000颗。据说黄仁勋在过程中各种协助，甚至美国情治单位人员发现辉达芯片装在出售给Megaspeed的箱子中，而不是放在AI服务器等设备中出售等疑点，都需要黄仁勋厘清，黄仁勋的离职，并无法消除相关涉及芯片走私的法律责任。
黄乐高调炫耀和黄仁勋的关系，代表她应该不是中国国安部的间谍
目前不支持黄乐是中国国安部间谍的理由是她过于高调，根本和间谍的低调行事背道而驰，所以应该不是中国间谍。
黄乐高调展示黄仁勋的亲密关系到非比寻常的地步。例如她在微信朋友圈大量发布和黄仁勋的亲密合照，包括两人在私人聚会中并肩灿笑或勾肩搭背的亲昵画面。她并且多次向身边朋友公开炫耀黄仁勋每年都会替她庆祝生日，不仅带她到高档餐厅共进晚餐，还会亲自挑选奢华礼物。
最著名的还是2024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期间，黄乐在一场聚会上向多位高阶主管打赌自己能把黄仁勋叫来。随后黄仁勋果真抵达现场并与众人小酌，让她在业界高管面前展现出能直接联系执行长的影响力。而且在媒体广泛流传的2025年5月时，黄乐受邀出席黄仁勋在台北“三六食府”的晚宴，席间她不仅与黄仁勋互动热络，甚至由黄敏珊拿手机为两人拍摄合照。种种迹象均显示黄乐完全没有受过任何间谍训练，甚至不像是有国安部任务在身。
这种说法可能是出自对于国安部的做法不够理解。中国国安部于1983年仿苏联KGB成立，和美国CIA主外、FBI主内不同，国安部和KGB都是国内外的情治工作一把抓，但是为了避免国安部和KGB一样大权在握，所以中共限制国安部的军事力量，不像KGB有自己庞大的武装部队，国安部主要是以情报和间谍为主。
中国政府利用美人计十分常见。例如日本驻联合国前经济社会理事顾问大野宽文到中国访问时，返回饭店房间时，已经有一个女生在房间内的床上等他；中共甚至因为安倍晋三拒绝太多次，而误认其不好女色，改派出帅哥诱惑。
据大野宽文表示，当时在饭店床上等他的中国女子，长相非常神似他很喜欢的中国女演员，日语也说的非常流利，以至于他不确定是否是该演员本人。中共对此显然认真做过调查，所以能够根据他的喜好安排女人。
即使不在中国内地，在香港或甚至是泰国，都可能发生类似的美人计。例如由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和王永庆之子王文洋于2000年创立的上海宏力半导体，曾经聘请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弟弟担任顾问，给予200万美元股票等报酬。当他在香港和泰国出差时，多次有陌生女性直接敲他酒店房门，进入后发生性关系。他表示不知道这些女性背景，不知是否为妓女，因为她们没有要求金钱，他也没有付钱，只当成是天降美女、春风一度。这些事情没人知道，直到2003年，他与结婚23年的妻子Sharon Bush打离婚官司，法庭上才揭露这个事件。
虽然美人计很常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安部的间谍都受过训练。例如法国记者Roger Faligot曾经在《中共间谍：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时代》（Chinese Spies：From Chairman Mao to Xi Jinping）一书中，分析过中共的“非传统”情报网络。西方情报机构（如CIA或MI6）倾向于使用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特工；而国安部则擅长动员庞大的“业余人员”，包括海外留学生、学者、商人和侨民，这种手法在情报界被称为“千粒沙”战术（Grains of sand）。
比如说国安部往往不需要这些人去偷窃绝密文件，而是让成百上千人各自带回一点点公开或半公开的技术资讯（比如参加学术研讨会、复印论文、带回公司内部手册）。当这些“沙子”被国安部的大数据系统汇集起来时，就能拼凑出完整的西方尖端科技蓝图。
因此因为黄乐的做法“不够专业”就认为其不是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并不是一个充分的判断。国安部的做法甚至可以在知道黄乐能够接近黄仁勋之后，再招募为间谍即可，只要黄乐有办法能够拿到足够多的辉达芯片，以及透过黄仁勋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论她如何高调，都不是国安部的首要重点。
整件事情除了美国政府之外，其他国家政府的角色为何？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导，新加坡官员对黄乐与辉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怀疑她是中国情报来源，而且新加坡当局曾单独调查过她与中国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内政部立刻发布严正声明，表示新加坡政府及任何官方官员“从未发表过此类言论”，而且新加坡当局“从未对黄乐的背景或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过任何类似调查。”
台湾政府则表示，黄乐虽原籍中国大陆，但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她是持香港护照并以商务名义申请来台，曾在2024年及2025年共来台8次。台湾主管机关已经依法撤销黄乐的入出境许可证并加以管制，确保她未来无法再入境台湾。
虽然新加坡和台湾政府声明的动机与目的均不同，但也同时揭露两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警觉心不足。尽管黄仁勋与黄乐事件是2024年在台北爆出，并且传出涉及技嘉高层，但却是美国政府发现两人关系异常，黄乐可能是中国国安部间谍，怀疑她试图透过与核心供应链高层的接触，刺探高阶AI硬体与敏感的芯片物料情资，对其进行超过一年的电子监控。台湾政府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美方通知台湾，才协助调查。
不久前美超微（Supermicro）高管经台湾与东南亚将辉达芯片走私到中国后，以及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大量租用辉达服务器，用以远端计算之后，台湾与新加坡当局对此仍不够警觉，显示出两国的情治系统严重不足，都有需要加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