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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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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那年提前三个月进了小学。

那时我妈觉得,如果等到第二年再入学,年龄就偏大了,于是想办法把我送进她工作过的医院旁边一所红旗小学。入学还要考试,我记得一项是数数,数到20;另一项,是指着墙上几位领导人的画像,让我一个个认出来。通过以后,我就上学了。

第一学期学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印象里图画课得过甲,也学过拼音。第二学期,我妈又把我转到市中心的长江路小学,和两个姐姐在一起。她的理由很实际:姐弟三个在一个学校,相互可以照应,开家长会也方便。

一年级快结束时,“打倒三家村”“五一六通知”等政治运动接连而来,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正常教学受到很大影响,前后有一段时间几乎处在停顿状态。那时我调皮,在老师那里早就挂了号。老师大概觉得,与其天天盯着我,不如给我加一道紧箍咒,于是让我当了班长。

那时班级一度不叫“班”,而叫“排”,按连、排那套称呼来。我虽然当了班长,却并没有因此突然变得懂事。以前那些太出格的事不敢再干了,至于好人好事,做不做还得看心情。

三年级大约是1968年。因为此前停课,学年也有过调整,课本身没多少东西可学。我那时对上课并不上心,倒是学校里的各种集体活动参加得很积极。

四年级时,原来的班主任要随丈夫调到矿山。她临走那天哭了,我们全班也跟着哭,教室里一片哭声。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还想:下学期这个班长可不想再干了。

新学期来了一位章老师。

她以前教过我两个姐姐,对我们家不陌生。她自己也是刚重新回到讲台。章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开始后受过批斗,后来才重新教书。她劝我继续当班长,说了不少好话。我现在也分不清那些话是前任老师告诉她的,还是她临场发挥,总之把我说得挺受用。

章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她人很安静、很精致,写得一手端正的楷书。第一堂语文课,她在黑板上写字,全班一下子就安静了。

有一次,她讲到刘文彩。那堂课是不是正式课本里的,我已经记不准了。讲着讲着,她说起自己的家庭,说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好,自己却不愿意一直过那种生活,后来离家到省城读书。说着说着,她突然哭了,声音也哽住了。

教室一下冷下来。

我见气氛不对,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大意是“打倒恶霸地主刘文彩”“欢迎章老师背叛自己的家庭”。全班跟着鼓掌。现在看起来很荒唐,可当时课堂里就是会出现这种场面。

算术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教算术的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王老虎”。直到毕业,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听姐姐们说,文革前谁答不上题,他能骂得很厉害。轮到教我们时,体罚已经不敢像从前那么随便,但虎威还在,骂人照样损。

有一次他把我叫起来,说:“你们一家怎么差距这么大?你小子小时候没吃饭,吃糠长大的吧?”

我脱口而出:“王老——”

“虎”字差点出来,硬生生拐成一句:“王老,吼我,我不冤。”

全班一下静了。

我接着告诉他,我小时候确实差点饿死。两岁多时,因为家里保姆偏心把吃的留给自己儿子,我曾饿到休克。我把这段经历说完,王老虎半天没讲话,最后坐到讲桌上喘气。

不过,那时我的算术确实很差。

作业常常是二姐帮着做,我自己并没真正学会多少。后来真正逼我开始自己学的,反而是二姐有一天突然不肯再帮。

那次好像是做多位数乘除法。我怎么求,她都不管。我一下急哭了。以前一直只有我欺负她的份,她从来不跟我争,我也早就觉得她帮我是天经地义。

哭了一阵,还是没人来救我。

我只好从作业本第一道题开始自己看,一道一道往下琢磨。看着看着,居然看出一点门道。我又去问大姐,发现她讲的和我刚才自己想出来的差不多。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原来我自己也能把题弄懂。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王老虎。他一拍桌子:“你真想学,我就教你。”说完还顺手给了我一脑勺,让我以后有不懂的就去问。

结果后来我反而没怎么再专门去找他,因为那一次听明白以后,许多东西自己就能继续往下学了。我的算术成绩也从那以后明显好了起来,后来甚至还能给别的同学讲题。

小学那几年,除了上课,还有大量今天看起来很特别的活动。

学校组织学生挖防空洞。

有一次,两个女生进洞以后很久没出来。我不放心,就进去看。前面还是很结实的红黏土,再往里,土质已经变成松散的沙砾,头顶还不断往下掉小土块。

我赶紧让她们别再挖,快出来。

她们刚站起来,头顶“轰”的一声,洞塌了。

我们三个全被堵在里面。

里面一下子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彼此呼吸。怕当然是怕的。我知道外面的人发现我们没出去,迟早会来救,可什么时候能挖到,谁也不知道。

我想找点话说,让两个女生别慌,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后来我突然问其中一个回族女生,让她讲讲回族的葬礼。

她开始说人死后怎样用白布裹起来,又说遗体怎样安放。

说到这里,我们三个反而都被吓得叫了一声。

现在回头看,这个办法实在不怎么样。本来想转移恐惧,结果把自己也吓得不轻。不过说着说着,注意力倒真从“洞还会不会塌”转开了。

没过多久,外面终于传来挖土的声音。光一点点透进来,我们三个最后都被挖了出去。

出来以后,那两个女生回过味来,一人给了我几拳。

我没还手。

那时还有全民捡废钢铁。

学生也有任务指标。我这个班长对上课未必总积极,对完成废钢铁任务倒很上心。附近容易捡的地方慢慢都被扫光了,我就往矿山和选厂一带跑。

有一次实在找不到东西,我翻过选厂栏杆,偷偷溜了进去。

里面到处都是“宝”。

我正捡得高兴,一抬头,一个保卫人员已经站在面前。

人赃俱获。

我平时有一辆自己做的小车,几个轴承装在圆木上,上面钉一块板,再放一个柳条筐,专门用来运废铁。这一下,连车带筐都被扣下了。

按规定,还得叫家长。

偏偏母亲那天开会来不了。我最不愿意找父亲,不是怕挨打,而是实在丢人。

父亲那时刚从矿山调回来,在这个选厂当副厂长,按当时的称呼,是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行政后勤。

换句话说,抓我的这些保卫人员,正好归他管。

我磨蹭半天,最后只好说出父亲名字。

没想到,对方态度马上变了。

刚才还一本正经办案,转眼就给我端来冰镇绿豆汤。接着,他们还找了一辆车,装了满满一车废钢铁,把我送回家。

我本来是偷翻栏杆进去捡东西,被抓了现行,最后却满载而归。

这件事我一直记得。

有些规矩,看起来很硬,遇到具体的人和关系,也会突然变样。

后来我在学校里的各种集体活动越来越“积极”。种菜需要肥料,我带人抬大粪;捡废铁,我们班也争先。靠这些表现,我后来又当上红小兵排长、红哨兵干部。

再后来,学习也慢慢真正进入了我的生活。

大姐开始往家里带书,我先看短篇,再看长篇。《红旗插上大门岛》《林海雪原》这些书,都是那时看的。后来母亲又托人给我办了图书证,我开始经常找书看。

到了五年级,我已经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学习顺了,班里的事情也顺了。章老师对我很满意,我自己也不再总觉得两个姐姐比我强、自己什么都不行。

学校后来组织“大批判小分队”,八个人轮流上台演讲。有时章老师让我主讲,有时让我坐在一边。后来我才明白,我其实是替补,谁临时出问题,她就让我顶上。因此我反而得把几乎所有人的词都记住。

小学毕业时,我母亲还担心我年龄小,想让我晚毕业一年。

章老师坚决不同意。

她直接跟我母亲说,绝对没问题。

最后,我还是按时毕业了。

就这样,我结束了小学生活。

那几年里,正常上课、政治运动、挖防空洞、捡废钢铁、红小兵、老师被批斗以后重新上课,这些事情全混在一起。对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整齐的历史逻辑。

日子就是那样一天一天过去的。

有些事情当时觉得平常,几十年以后再想起来,才发现它们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来源:顾问《我的文革之小学篇》,据原文整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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