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A、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也表明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杀者中，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以上海为多。当年自杀的高级官员，以服安眠药的方式为多。其它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济；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89

 

B、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六十七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说明，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断指针，所以此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C、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特点，符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这些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

 

E、自杀者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文革”开始后，张宗颖也是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的。婚姻状况是观察自杀现象的一个重要指针，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夫妇自杀人数者中，多数是婚姻状况良好的。

 

F、从已知的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自杀者都没自杀遗传病史，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问题，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关。这一点，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三、最后的结论

 

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现像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现象，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国文化时，对新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

 

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特别对那些与自杀现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有所保留。因为1949年――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这在很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知识领域进展，由于精英自杀造成的空白，自然会由二三流人才来添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许多知识领域后来的发展水平。如著名化学家高崇熙自杀以后，无机化学这一门学科学没有带头人了。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