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仇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之所以出名，其实还不是因为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也不是他的两年驻华大使职务，而是他担任过燕京大学的校长与教务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而毛泽东对他的批判，也着重在他“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份中国人”。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就反覆教训“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这前面一篇也由毛泽东执笔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也是对这些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必要”而造成的知识份子百般辱骂，尤其是对到了台湾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于是中共建国初期发动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关闭了燕京等教会学校。一九五七年收拾“ 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就是对这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敲响丧钟。
我对司徒雷登的大名如“雷”贯耳，不是因为毛泽东那篇文章，而是父母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与司徒雷登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去年妈妈去世后，家人给我传来她的遗物中，就有父母亲一九三七年六月毕业时结婚的“婚书”，证婚人就是司徒雷登。
父母对司徒雷登的感情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到了最后阶段，大概也属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父母亲，在当年十月离开居住了十一年的印尼中爪哇小城市梭罗，移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还是荷兰殖民统治而叫“巴达维亚”），相信他们当时都和中国大部份“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那样，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中国有光明的前途而准备举家迁回中国。但是他们终于没有回国。他们后来放弃回国的原因有许多，除了我的祖父被中共批斗管制外，还有就是与司徒雷登有关。因为他们接受不了中共对司徒雷登的清算；而燕京大学被关校也使他们耿耿于怀，一九五六年母亲从印尼回国“观光”，去了在燕京大学旧址的北京大学怀旧，回来后还一肚子怨气。
在我一九五五年离开印尼回国前，当时散居海外的燕京大学校友们，有很频繁的联系，印尼就有好几个。他们都非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的消息，尤其是由他的秘书傅泾波所传出来的消息。他们谈到司徒雷登时的口气，就像自己家人一样。到文革结束后，曾经传出燕京大学可能复校的消息，也使老校友们颇为鼓舞，但是最终只是空欢喜一场，这些老校友也逐渐凋零了。不能复校的原因当然还离不开它为“帝国主义”培养他们的知识份子的罪名。
教会学校出身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尤其是母亲，信仰伸成为支撑她活到九十二岁的重要精神力量。从孩童时期母亲与父亲一弹一唱福斯特的黑人民歌与钟情西方文化，以及对美国的态度，对我的幼小心灵有极深刻的影响。这是我经历许多人生波折后才醒觉到的。
相信毛，还是父母亲
虽然后来父母没有回国，避免了劫运，但是一九五五年我却回国了。这一回合，西方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中，中共获得胜利。当时我知道中共对美国与司徒雷登充满敌意，但回国后看到这些文章，对其刻薄的言词还是感到意外，到一九六○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才最后确定这些文章是出自“伟大领袖”之手。
中共因为反美而反司徒雷登，也给我造成很大困扰：应该相信共产党、毛泽东，还是相信自己的父母亲。这个“两条道路”斗争长期得不到解决，起初是要自己“相信党，相信群众”，但是也自认难以脱胎换骨“改造”。最终解决是在我度过人生接近一半的时候，两个阶级争夺我这个接班人的斗争中，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战胜共产党的独裁专制。
父母亲虽然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有保留，但是始终没有如同我那样“反共”，其中老爸又比老妈“爱国”，这也许与他们出身不同有关，满清贵族出身的老妈比老爸更加洋化，因而更“右”一些。在我一九五五年离开印尼回国前，妈妈说的较多的是龚澎与龚普生（分别是中国外交部高官乔冠华与章汉夫夫人），她们同一个寝室，但是她看不惯她们一直爬墙出去参与学生运动而不好好读书。黄华也是低届的同学，老爸在一九五五年采访万隆会议时与他打过交道。会议召开前喀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死难者有燕京的校友李肇基，父母为校友之死唏嘘。一九八三年老爸去世时，还留下一部接近两万字的《学府生活的回忆》手稿，但是不争气的儿子，至今未能给他出版而完成他的心愿。
中共还不接受司徒雷登
一九五七整风反右我因为有右派言论而被批判要挖家庭根源、阶级根源时，痛感于严重政治错误而“竹筒倒豆子”向党交代，把这些交代出来批判父母的“不革命 ”，寻求“组织”帮助。然而我对美帝国主义与司徒雷登，始终不能恨到刻骨铭心，虽然政治学习与游行示威的时候，也跟着喊口号。一九七三年老妈回国观光到北京，想与龚普生见面时，虽然中共又开始统战了，但是当时身为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的龚普生居然推托，估计原因是她的丈夫章汉夫还没有“解放”而心存顾虑，使我们对共产党的不近人情又有进一步的认识。
经历过被中共统治的经验与对中共的研究，我比深受西方教育的父母亲还要反共，看来美帝国主义培养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确很有一套，甚至隔代传承基因而有所“异化”。然而如今许多中国知识份子沦为中共的传声筒，也显示司徒雷登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太少了，所以中国还缺乏“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有报导说，司徒雷登之所以能迁葬杭州，乃是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批准，这当然与他成了“皇储”有关；而这，又与美国已经退休的傅履仁将军的努力分不开，他是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是中共重要统战对象，他更是长期担任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的幼子，也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将军。二零零六年第二十三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他的口述历史“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四十四年”，使我们对司徒雷登与傅泾波有更深刻的了解。由于司徒雷登在一九六二年去世时的遗愿是安葬在中国、当年燕园东门外他的夫人墓旁，因此安葬杭州是一种妥协，表明中共对他还有很大保留。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关系情同父子，司徒雷登寂寞的晚年，是由傅泾波一家照顾的。这种超血统的感情，这种人性，是共产党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写出那种没有人性的文章；我也有幸于父母接受过司徒雷登的教育，因而在共产党把我抢走的时候，最终没有沦为毫无人性的党徒而迷途知返。感谢司徒雷登校长，请您安息吧。
《动向》杂志 200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