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代军事领袖，非“桂系军阀”
    
    许戈辉：提到您父亲白崇禧，可能很多大陆人的第一反应是“桂系军阀”。
    白先勇：就是这样一个标签，在台湾也是，所以我之前在南京总统府旧址开会，就提出抗议，我父亲绝对不是个军阀。军阀的定义只是地区军事的领袖，他的利益仅限于地方势力，但我父亲大部分生涯都是在中央，他参加武昌起义，在北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的时候是国防部长、华中总司令，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幕僚长。所以他是全国性的，他的视野、他整个的关切也是全国的，他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重。我觉得他是一个近代的军事领袖，这么说比较正确。
    许戈辉：父亲在您当时的记忆里是什么样的？
    白先勇：在我记忆里他有两种形象，第一是个英雄，小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军服骑马回来，很威武。他的马叫“乌云盖雪”，全身乌黑，只有四个蹄子是白的，性子烈得不得了，只有我父亲能够降得住它。他这样看起来比较严肃，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个形象，很亲，小时候他常把我举起来，有时候坐在他膝盖上。
    许戈辉：在北伐战争、台儿庄大捷等重要战役中，您父亲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您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父亲会有如此出色的军事才华？比如他喜欢读什么书，崇拜什么样的人物？
    白先勇：我想军事才能跟其他的才能一样，很多时候是天赋，父亲对于军事的那种敏感，他的判断力，都是非常机智和敏锐的。他的脑筋很有“谋而后动” 的特质，冷静理智，决策果断。虽然是个军人，他喜欢念书，求知识，小时候读过四书五经，喜欢《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也熟读，喜欢研究战史。
    许戈辉：在您父亲经历的战斗中，哪些是让他比较得意的？
    白先勇：北伐的时候，蒋介石下野，孙传芳的军队反扑南京，情况紧急。当时父亲是从上海替革命军募款回南京，发现孙传芳的军队噎在四处流动，就马上临时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指挥了蒋介石手下一个嫡系的第一军，就这样在南京附近的龙潭打了六天六夜，把孙传芳彻底打溃败，这在北伐史上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步。之后，他第一个带领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大公报》都有社论说，这是从南方打到北平的“破天荒”的第一次。那时父亲大概才35岁，在故宫那边的“崇喜门”照了张照片，跟他的名字暗合，我相信那一刻他心中是得意的。

与蒋介石的“瑜亮”情结
    
    许戈辉：在经历过一次次振奋人心的战斗之后，我想您父亲一定懂得在战场上步步紧逼和乘胜追击的重要性，国共内战中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下停战令，他心中是否非常郁闷？
    白先勇：他终身含恨，那件事给我讲过大概得有四五次。1946年国共第一次在东北四平街正面大战，两边都是精锐尽出，共军噎占领了长春，拉锯战打得很厉害。僵持不下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到东北督战，三天就把四平街打了下来。我父亲觉得应该乘胜追击，可蒋介石怕引起国共大战，也迫于马歇尔调停内战的压力，下了停战令。后来我看过资料，蒋介石自己承认，他对共军的判断有误，以为林彪噎溃败不再有还手之力，国军随时还可以打，但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共军，没想到林彪军队那么有韧性，那么强硬，半年就反扑回来了。
    父亲还有一个很大的含恨，就是淮海战役，我们叫徐蚌会战，其中的关键牵扯到蒋和他意见的分歧。1948年我父亲帮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触怒了蒋介石，他把我父亲从国防部长的位置拿下来，派到武汉。父亲看出当时指挥权的分裂，意识到大祸来临，向蒋提出了警告，但蒋没有听信。到年底，两边六十万大军都严阵以待，上面临时决定要父亲去指挥，父亲开始还有信心，但看到军事部署之后发现全部错误，而且将领全是蒋的嫡系，很难调动，蒋也势必要飞回来自己指挥。这样一算下来，他认为这一仗败局已定。父亲从来没有畏难退缩过，那次他做了这一生可能最艰难的一个决定，拒绝做徐蚌会战的指挥，飞回了武汉。事后看来，这也可能是父亲最明智的选择。
    许戈辉：但是这个抉择最终并没有能够保他周全，对吗？他和蒋介石原本就有嫌隙的关系因此彻底陷入了僵局。
    白先勇：后遗症是这样。但他那时没有参加徐蚌会战还有一个考虑，如果能够保住武汉，还可以有半壁江山。后来很多人议论纷纷，说父亲拥兵自重，按兵不动，所以徐蚌会战才会败。可实际上徐州告急要武汉这边调兵时，父亲第一时间就把黄维十二军团，十二万人的武汉最精锐的大军团调往了徐州，可是在半路被共军包围了，后来黄维被俘还很怨恨父亲。
    许戈辉：您父亲号称“小诸葛”，有出色的军事才华谋略，可为什么蒋介石在几个关键时刻都不听他的劝谏？是父亲性格的问题，谏言方式的问题，还是蒋介石的问题？
    白先勇：这要看他们两个人的历史了。虽然父亲是最高军事幕僚长，可是蒋自己还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总把自己定位为最高军事领袖，所以他跟父亲在军事上有“瑜亮”情结。蒋介石的确是政治领袖，但军事上并没有特殊的才能，所以他们俩人是“既联合又竞争”的关系。蒋怕父亲功高震主，也不安心于父亲的军事力量。
    许戈辉：那从您父亲的方面来说，他会不会性子太直，甚至有一些恃才傲物，没有把蒋介石放在足够凸显的位置上？
    白先勇：有的，他个性很耿直，军人性格，以军事战略为主，讲求国家利益，常常犯言直谏。他是蒋面前很少数几个敢讲真话的人之一，蒋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父亲在军事上的确有一点恃才傲物，他没有虚伪和敷衍，会得罪人。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能概括他跟蒋的关系：总统是重用我的。然后叹一口气，说：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

民国是他的信仰
    
    许戈辉：很多人都有疑问，在您父亲和蒋介石有了种种芥蒂之后，为什么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台湾？我想他应该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白先勇：当然，他跟蒋介石相处几十年，他当然了解他，没有好日子过了。他没有兵权，也没有政权，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他到台湾就是向历史交代，他要和民国共存亡。父亲18岁参加学生军敢死队，参加过武昌起义，见证并参与了民国的诞生，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他常常跟我们讲，虽然武昌起义中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但是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让他对民国有一种特殊的革命感情。纵观他这一生，民国是他的信仰。
    许戈辉：我在书里看到，您父亲在给昆仑关纪念塔的题词里有这样几句话：关山无恙，壮士不归，自古有死，死得其所。
    白先勇：1949年底的台湾处境是很危险的，共军随时可以渡海，他选择这时到台湾，是因为信念。他一生都在为民国打仗，如果打了一生最后跑掉，那不是他的作为。其实那时候父亲到香港、美国都容易，但他最后死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我想这是他要的。
    许戈辉：为了信仰和追求，他在台湾度过了一段很不容易的岁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白先勇：不容易，不容易，那17年是逆境，没有实权，还受特务监视。有几件事情对他来说蛮重要，第一是宗教活动，他是回教徒，到了台湾比较空闲，常常去做礼拜。第二他喜欢下围棋，常常到围棋协会观战，当时台湾有个小神童林海峰，父亲被他杀败，说了不得，还替他筹款去日本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为棋王，还很念旧，回到台湾就来看我父亲。第三，父亲重视教育，为了建立台南工学院极力奔走，也就是现在很有名的成功大学。
    许戈辉：后来您在异国听说父亲过世的消息，心情是怎样的？
    白先勇：开始时很吃惊，然后并不是哀伤、悲痛，那是慢慢来的，而是感觉父亲作为一个英雄陨落，对他的一生肃然起敬。我想他过去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跟着他一起走了，那种沉痛的历史记忆、那个时代，也一下子结束了，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
    许戈辉：外界对于您父亲的死因颇多猜疑，可能其中最大的声音就是为蒋介石方面所害。
    白先勇：完全是谣传。这是因为一个退休特务乱讲一顿，说是蒋介石派他去下毒，还说有一个女护士，像间谍片一样，完全没这回事。我父亲是心脏病突发，我们这个家族大概有遗传，我和哥哥也是心脏开过刀。那个特务讲了以后，有些喜欢八卦的到处大做文章，我们也不屑去改正。父亲在台湾17年，如果真的有什么威胁，老早就有人下手了，当时美国、法国、英国都给我父亲授了勋，一个国际知名的老将军如果被毒害，事情就不好看了吧。再说，怎么可能那么笨用毒酒，一下就能验出来，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能解决。父亲的葬礼是最高规格的国葬仪式，蒋介石第一个去吊唁了，很隆重。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属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陆军一级上将，现代杰出军事战略家，有“小诸葛”之称。十八岁以学生军参加武汉辛亥革命，成为缔造中华民国的一分子；北伐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抗战南征北讨，重要战争无役不与，终于驱走入侵强敌；而国共内战，最后从武汉与四野周旋到底，一直战到退回广西，手下打得不剩一兵一卒，终于无力回天，永别大陆，退撤台湾。日本媒体奉为 “战神”，与李宗仁并称“李白”，蒋介石屡次重用又“敬而不亲”。半生戎马，文治武功，极尽辉煌，抗战期间，蒋介石甚至明示最高统帅如有三长两短，应由白作接棒人；然而归宿台湾，仰不愧天，长期遭受情治监控，七十三岁因心脏梗塞骤然归真，英雄之死，蒋介石却又第一个前往祭悼，备极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