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档案春秋》2008年第1期刊文《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披露，某日，时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说过毛泽东赞誉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习仲勋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一生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一生，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应，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即1979年“50号文件”)。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特区的奠基仪式是由习老亲自主持的。
1980年12月，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习仲勋其人其事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国共内战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中共建政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